重生之大科学家 作者:何事公
六十五、四厢花影怒于潮
重生之大科学家 作者:何事公
六十五、四厢花影怒于潮
孙元起顿时一惊，钢笔戳破稿纸，在纸上洇出一团大大的墨迹。(读看看小说网)：。急忙站起身，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老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才嘶声说道：“学生们在场上集合，说是要到城里闹事呢！”
到城里闹事？学潮？孙元起浑身一激灵：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在建校之初，为了避开这档子事儿，就不惜跑到荒山野岭里来。千算万算，结果还是躲不过！
眼下却不是懊悔的时候，孙元起立马命令道：“老郑，你去把保安们全部找来，拦住校门，别让学生们出去！我现在就到场上看看！”
说话间，冲出成蹊馆。刚出门，就听见场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驱除俄寇，还我东三省！”“还我河山，保我家园！”
紧跑几步，来到场上，只见数十名学生穿着一致的军训服装，手里挥舞着纸旗，随着前面带队的几个人，呼喊着口号。不时有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中去。
仔细辨认时，前面的那几人却不认识，尤其是其中两人，年龄已经是三四十许，想来不是自己的学生。正疑惑间，张元济带着喘息的声音出现在耳畔：“那两个年长的，一个叫吴敬恒，一个叫孙揆均。后面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是胡汉民。他们原先都是在日本游学的，去年七月份，他们与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回到国内。后来辗转来到学校旁听。虽然他们年龄大了，但因为都是江浙人，我就没有拒绝。谁知道，他们竟然闹出这等事儿来。唉，失策失策！”
原来当时东京有个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成城学校，系士官学校的预备班。日本政府规定，外国人入士官学校须由其本国公使保送，唯独成城学校无须保送。可中国公使蔡钧认为此预备班带有军事教育质，故请求日政府凡入成城学校者应由他保送。1902年7月，吴敬恒、孙揆均、蔡锷等二十六人同往使馆，面请蔡钧保送九名同学入成城学校。蔡钧以自费留学生不得学军事为由，拒绝保送。学生不肯善罢甘休，在使馆大声抗议喧哗、讽刺挖苦。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广为声援，相持达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认为学生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让人把带头的吴敬恒、孙揆均逮送到东京警视厅关押一夜。(百度搜索读看看最后，东京警视厅以妨碍治安罪，将吴、孙二人驱除出境。史称“吴孙事件”。
开门揖盗啊！孙元起心中暗自解嘲道：如果我现在阻拦学生，是不是也会被后世认为是“包衣奴”，或者“政府鹰犬”、“朝廷走狗”呢？唉，为了学校，只好做一回罗家伦、杨荫榆喽！
事已至此，还是应该先解决问题吧！孙元起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队伍的前头，拦住学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如你所见！”吴敬恒慷慨激扬地说道，“俄寇先是屠杀我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华人，再强占东三省，如今又不肯撤军，难道这些，还不值得我们抗议么？”
吴敬恒本来年纪就比孙元起大十一岁，再加上满脸胡须，如此理直气壮地答话，看上去倒如长辈训斥晚辈一般。
孙元起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觉气馁。
吴敬恒所提及的事儿，还得从咸丰那个死鬼说起。
海兰泡在黑龙江的对面，与黑河夹岸相对。两者原本是一个城镇，黑龙江从城中穿流而过，原本皆归中国所有。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把它割让给了沙俄，并被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是阿穆尔州的首府。然而在三万多居民中，半数以上为华人。
到了1900年，沙俄看见清政府摇摇欲坠，希望能乘机分一杯羹，苦无良机。7月15日，俄国轮船侵入中国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派船前往阻拦，双方交火，互有轻微死伤。沙俄政府遂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先对海兰泡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作为当时在南岸的目击者，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载道：
“二十一日（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邀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过江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
此种暴行持续三四日，中国居民死难者达五千多人。与此同时，沙俄军队又在中国领土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抢掠，并且非法宣称该地区归俄国管辖。
嗣后，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而此时，清皇室被八国联军追得风声鹤唳，自顾不暇，哪有功夫去管龙兴之地的安危？于是，哈尔滨、瑷珲、海城、齐齐哈尔、盛京、锦州相继沦陷。
在这场不均衡的战争中，黑龙江将军寿山无疑是以为民族英雄。齐齐哈尔在被俄军攻破之前，寿山认为“辜负国恩，不能战，不能守，亦并不能与俄见面”，决定自杀殉国。在自杀前写给清廷的遗折中，他还耿耿不忘东三省之事，痛陈移民实边的重要，认为将来欲保黑龙江省，必须将旗地、蒙地招民垦荒，“沿边两城尤须变通兴垦”，“江省之事，非开荒无从下手。以七城之大，土地之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必能自立”。然后他吞下金子后，躺在棺材中等死，不料好久都没有动静，只好命令他的部下开枪将他打死。他的手下于心不忍，第一枪因为手抖，只打中左胁，并不致命。遂再次下令开枪，这一次命中小腹，仍然没有死。寿山厉声疾呼，手下于是又开一枪，这第三枪终于完成了他殉节的心愿。
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有好人，就有坏人。与寿山这个好人对应的，是盛京将军增祺和已革道员周冕这种败类。在俄军攻陷盛京之前，增祺便逃到了新民厅，旋即被俄军软禁。贪生怕死的他，在俄军胁迫下，派已革道员周冕至旅顺与俄军谈判，然后擅自签订了卖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尽管如此，增祺只是被朝廷革职而已，旋即又恢复原职，后来还做了一件赫赫有名的“大事”：招安张作霖。
义和团事息，清政府在西安驻跸，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接受东三省事宜。这时候，清廷据杨儒的奏报，才知道增祺私自签署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除了说“殊深骇诧”“殊属荒谬”之外，清政府也别无良策，只好命杨儒等在东三省事务交涉中“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
话说杨儒不愧是条汉子，在圣彼得堡这个客场，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寸土不让。甚至俄方刚提出修改方案，只要他认为不合理，不等清政府的答复，就加以拒绝。沙俄曾对杨儒说：“你只管签条约，如果中国政府敢以此加罪于你，俄国必然出面保护！”杨儒义正词严地答道：“贵方何出此言！我是中国官员，要求俄国保护，岂不是太没有颜面了？如果这样做，我在中国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我觉得，贵方说出这种话，是非常失礼的！”杨儒在谈判中，可能已经患有脑中风，曾跌伤一次，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谈判。在1902年3月25日谈判后回使馆下车时，再次滑倒坠地，至不省人事。一年后的2月17日，病逝于俄国。
和杨儒相类似的是李鸿章。他接替杨儒，在中国与俄国公使的谈判。当时他已经油干灯尽，为了支撑大局，依然顽强坚持。据说，李鸿章在病逝前，俄国公使还手持条约在床前相逼迫。但李鸿章咬定牙关，至死也没有签署。
由于东三省事关重大，连一向唯唯诺诺的光绪帝都坚决不允许画押，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纷纷表示反对，社会各界也接连集会抗议。
更重要的是，列强内部存在裂痕，这给了中国一线生机。日本、英国等和沙俄素来就有矛盾，此时自然不愿沙俄一家独大。尤其是日本，对东三省垂涎已久，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据为己有？沙俄本来想拉法国到自己一边的，好保持现状，结果美国立马赞同英日主张。看到英、日、美等国坚决反对，沙俄不敢用强，只好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
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吧？如果你这样想，就太小瞧北极熊的贪婪了！吃到嘴里的，它怎么甘心就这么吐出来呢？果然，第一期撤兵还非常守约，等到了第二期撤兵的时候，沙俄见英、日、美等国有些不关心这问题了，立马耍赖，拒不撤兵。不仅不撤兵，反而又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消息传开，全国一片哗然。上海士绅、东京中国留学生已经举行数次大规模集会，表示强烈抗议。今日，吴敬恒、胡汉民等就想鼓动经世大学的学生，到京城各大衙门去抗议请愿。
这一水的军装短打扮、一水的青年小伙子，还到各大部委去闹事，你让那本来就敏感的清政府会怎么想？
孙元起以手扶额，弱弱地问道：“你们抗议，我也赞成。可是你们能只在校园抗议，不去城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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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东京有个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成城学校，系士官学校的预备班。日本政府规定，外国人入士官学校须由其本国公使保送，唯独成城学校无须保送。可中国公使蔡钧认为此预备班带有军事教育质，故请求日政府凡入成城学校者应由他保送。1902年7月，吴敬恒、孙揆均、蔡锷等二十六人同往使馆，面请蔡钧保送九名同学入成城学校。蔡钧以自费留学生不得学军事为由，拒绝保送。学生不肯善罢甘休，在使馆大声抗议喧哗、讽刺挖苦。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广为声援，相持达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认为学生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让人把带头的吴敬恒、孙揆均逮送到东京警视厅关押一夜。(百度搜索读看看最后，东京警视厅以妨碍治安罪，将吴、孙二人驱除出境。史称“吴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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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恒本来年纪就比孙元起大十一岁，再加上满脸胡须，如此理直气壮地答话，看上去倒如长辈训斥晚辈一般。
孙元起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觉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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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泡在黑龙江的对面，与黑河夹岸相对。两者原本是一个城镇，黑龙江从城中穿流而过，原本皆归中国所有。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把它割让给了沙俄，并被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是阿穆尔州的首府。然而在三万多居民中，半数以上为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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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事息，清政府在西安驻跸，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接受东三省事宜。这时候，清廷据杨儒的奏报，才知道增祺私自签署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除了说“殊深骇诧”“殊属荒谬”之外，清政府也别无良策，只好命杨儒等在东三省事务交涉中“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
话说杨儒不愧是条汉子，在圣彼得堡这个客场，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寸土不让。甚至俄方刚提出修改方案，只要他认为不合理，不等清政府的答复，就加以拒绝。沙俄曾对杨儒说：“你只管签条约，如果中国政府敢以此加罪于你，俄国必然出面保护！”杨儒义正词严地答道：“贵方何出此言！我是中国官员，要求俄国保护，岂不是太没有颜面了？如果这样做，我在中国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我觉得，贵方说出这种话，是非常失礼的！”杨儒在谈判中，可能已经患有脑中风，曾跌伤一次，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谈判。在1902年3月25日谈判后回使馆下车时，再次滑倒坠地，至不省人事。一年后的2月17日，病逝于俄国。
和杨儒相类似的是李鸿章。他接替杨儒，在中国与俄国公使的谈判。当时他已经油干灯尽，为了支撑大局，依然顽强坚持。据说，李鸿章在病逝前，俄国公使还手持条约在床前相逼迫。但李鸿章咬定牙关，至死也没有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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