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7
是一个诱因而已。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谋叛乱，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利益原因。从社会历史原因说，殷商文明与周文明有着很大差别，殷商王族遗民即或不满纣王政权，也一定向往着回归与重建自由奔放的殷商社会生活。此时若有诱因，殷商遗民的起兵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从内部利益原因说，周人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制度化，权力传承也不甚严格。周文王就没有立长子伯邑考的儿子为太子，而直接立了伯邑考的弟弟姬发，也就是周武王。武王死后，按照当时不甚严格的权力传承，其兄弟或儿子继任，都是正常的。而三监诸侯，又恰恰都是周武王的弟弟，都有继位的可能。其中的管叔，排行还在周公旦之前。
如此格局，如此没有定制的传承，必然引起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周政权能否延续，周文明能否真正创建，此时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6.周公的大规模东征战争
东方四国叛乱后，极富政治经验的战略家周公，立即作出了两大方面的部署。
首先，是毫不犹豫地立即起兵，不使祸乱之势继续蔓延。
周公集结大军，并发表了一篇普遍文告，这就是录在《尚书》中的《大诰》一文。这篇文告极具政治策略，将叛乱的根源归结为殷人“鄙我周邦”，不服天命；对周人的内部权力争夺因素，则基本略过，只指出了周人的普遍危险：“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国有疵，民不康。”最后，周公凛然宣示决意东征，说只要有十个人誓死追随我，就能战胜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成的伟大功业！这一具有决战决胜气势的文告，对激励周人的斗志，安定后方大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周公旦与大军事家吕尚所在的齐国，以及自己儿子做国君的鲁国秘密联络，使吕尚的齐军，伯禽的鲁军同时进兵，与周军主力三面压迫叛乱势力。
周公亲自统率王师主力向东开进，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平乱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年。
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力叛乱，在进入战争阶段后，其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叛乱发生阶段的权力争夺与复辟商政，而演变成了一场文明差异下的全方位冲突。当时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域族群的文明形态，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腹心地带的炎黄族群、五帝族群、夏人族群、商人族群、周人族群、秦人族群的文明形态，相对接近于同一。而辽阔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地带，尚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海之间的众多族群，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方式在发展着。这些族群的文明，当时还处在相对原始的游牧渔猎状态，常常以冲击、劫掠腹心地域的高文明族群为重要的生存补充方式。
正是文明差异的深刻背景，殷商末期虽然在平定东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并对东方众多小诸侯方国形成了中央宗主国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会因为周灭商而自动转移到周王国来。现实状况恰恰相反，东夷族群在殷商灭亡后，立即重新变成了独立的部族方国群。此时，监管诸侯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众多的东夷族方国立即群起呼应，几乎是必然的。从本质上说，即或没有这样一场大叛乱，新兴的周王国也同样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如何重新使东夷族群归附？周公毅然东征，实际上是将巩固政权、融合文明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合并到一起来完成。从社会成本的意义上说，这是极有历史价值的战略抉择。
而对于刚刚建立天下政权的周王国，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
东征之战的具体进展，已经被遥远的时空简化得无法复原了。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线条是：周公亲自率领的王师主力军，从西向东正面进击；吕尚率领的齐军偏师，从东部海滨向南进击；伯禽率领的鲁军偏师，从北部向东南进击。三年之后，三路大军彻底击败了叛乱主力军，消灭了五十余个呼应叛乱的东夷诸侯国。战胜之后，周公毫不手软，立即刑杀了管叔与殷商首领武庚；对附从叛乱的蔡叔，则将其流放到荒僻地带去了。
但是，大局能在什么样的水准上稳定下来，还有待于周公的战略选择。
周公廓清云雾的第一步，是迅速安定殷商王族遗民。
来不及在班师后从容处置，周公在战胜之后，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最为紧迫的战略要务。最重大的政策是，周公就地选定了殷商王族遗留下来的一个政治人才——微子启，作殷商王族遗民的统领，封其于宋地作为诸侯国，延续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与血统传承，给殷商遗民保留了一处精神归宿之地。
微子启，是殷商末期君主帝乙的长子，是亡国君主殷纣王的同母庶兄，是很见政治才具的一个出色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微子启曾经以两次重大的政治作为闻名天下，对周人稳定大局有利。其一，微子启因不满商末暴政，曾屡次谏阻纣王无效，愤怒绝望地逃出了朝歌。其二，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曾经带着全副祭器与贡品，袒着上身，自缚跪行到周军营地，对武王表示了自己与殷商暴政的深彻决裂之心，并坚定支持武王伐纣的立场。如此一个既具殷商王族嫡系血统，又对周人政权保持鲜明道义支持的人物，自然是统领残余殷商王族人口的最佳人选。
虽然如此，周公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周公所封的宋国，只是殷商王族的战后遗留人口，而不包括昔日殷商王畿的广大庶民族群。历史地看，这一战略考量的基本点在三方面：一则，削弱殷商王族诸侯国的人口实力，防备其重新成为叛乱根源。二则，殷商遗民的庶民人口尚余七大族群，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如何安置，以何人为统领，都是需要通盘考虑而不能急切决定的大事，只能稍缓。三则，殷商王族人口是叛乱势力的要害根基，尽快安置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向所有追随叛乱的战败族群发出的鲜明信号——周人对殷商王族尚能给予出路，对其余附从势力更不会赶尽杀绝。
恩威并举，攻心在先，是周人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了彰明政策，周公针对微子启受封诸侯国的事件，专门发布了一篇文告——《微子之命》。这篇文告的原文，在西汉之后已经湮没了。但是，其本质意涵一定是清楚地告诫殷商王族遗民：微子宋国的命运就是存续殷商血统，祭祀殷商社稷。若继续对抗周王室，一定亡于非命！
历史的实践证明，周公以最快速度分封殷商王族人口，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非常高明的政治战略，对迅速安定天下大局起到了直接作用。
周公廓清云雾的另一方面，是耐心诱导镐京君臣明白当时的艰危处境。
远在镐京的周成王君臣，不解周公何以不立即班师，便借着唐叔献来的一束号为嘉禾的长大谷穗为由头，以周成王名义作了《馈禾》一文，派唐叔为王使，赶赴东方馈赠给周公。周公接受了赠物，明白了镐京君臣的心理，便先回复了《归禾》一文，表示不久就要班师的心愿。
紧接着，周公又作了《嘉禾》一文，向镐京上层详尽报告了平定东方的战胜经过，以及安定殷商王族的举措。此后，周公仍然忧心忡忡，意犹未尽，又特意作了《鸱鸮》一诗，叙说了战后大势之艰难，要镐京君臣戒慎戒惧，保持清醒。这首保留在《诗经·豳风》中的诗，对形势的暗喻是非常严峻的。听听这样的诗句吧：“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我的羽毛稀少了，我的尾巴枯焦了，我的房子危险了，风吹雨打将倒了，急得我只能大声叫！
作为战胜统帅，竟有如此焦灼的心音，可知当时大势之艰难。
7.周公创建联邦制王权国家
安定天下，周公的第一个战略举措，是以神圣的礼仪确立诸侯分封制。
大约在平叛大军班师后不久，周公立即举行了大规模分封诸侯的隆重典礼。如果说，战后就地分封殷商王族为诸侯国，是为了迅速对战败族群作出示范效应，那么，班师后举行大规模分封，则是为了尽快安定整个大局。以隆重的大典礼仪分封诸侯，后来成为周代礼制最为盛大肃穆的核心礼仪。因为，分封大典的实质，是周王代表上天对诸侯完成君权神授的神圣过程，是对权力运行起点的确定，具有最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吕氏春秋·观世》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记载：“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人。”
这些记载表明，这次大规模的分封诸侯，包括了两个层面：
一是大量分封新诸侯，二是对周武王分封的少数老诸侯重新确认，并增加了封地与人口。无论是分封的权威性，还是数量的庞大性，礼仪的神圣性，都可以明确看出：周公分封诸侯，对周政权具有在国家文明发展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巨大意义，是周人真正体系化地确立诸侯联邦制国体的历史开端。
这次大分封究竟封了多少诸侯国？他们的爵位等级如何划分？各个诸侯国土地人口的具体数量是多少？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已经没有确定答案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历史记忆中残存的纷纭之说。但是，依据种种史料考量，我们仍然可以大体判定其概貌：周公大规模分封的诸侯国，总数有一千多个；诸侯国的土地大小与人口多寡，差别极大，从跨境今日几个省的特大诸侯齐、鲁、晋三国，到不足今日一个县，或只有今日几个村镇的蕞尔小国，应有尽有。诸侯的爵位等级，分为五个阶层——公、侯、伯、子、男。那时候，还没有郡县制，天下的所有生存地域，都包括在诸侯国封地与王畿土地之中。若与后世之郡县制比较，西周诸侯国的平均大小，大体是一个县的面积。就治理效能而言，这是合理的平均值。
五等级的诸侯制体系，与天子王权一起，构成了六级权力的联邦诸侯制国体。
这种联邦诸侯制国体，其权力运行方式的基本面是这样的：天子的中央政权直领王畿，对王畿的土地与人民享有完全治权。天子王权与诸侯国之间，有统属政令的一面，也有诸侯国相对独立的一面。在举兵征伐、国君废立、缴纳贡赋三方面，诸侯国要服从天子政令；在具体的建军、治民、设官、理财、政事诸方面，中央王权颁布有细致明确的规定，诸侯国必须按王权规定施行，违反者称为“僭越”，要遭受程度不同的惩罚；诸侯国的权力传承，实行世袭制，但是，诸侯国的新君即位，在程序上要经天子重新确认。
用今日的国家学说分析定位，这种诸侯制国体，就是后世的联邦制国体——最高的中央政权与地方邦国之间实行分权运行的一种国家体制。周初确立的联邦诸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进入成熟国家形态的历史坐标。从政治文明的发展看，周代的联邦制最为严密，它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已经走向了完全成熟。周代诸侯制与夏商两代相比，有着明显的历史性发展。
最为根本的区别，是周代诸侯国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王权直接分封而生成的。即使是自发生成的类似于楚国的极少数诸侯，也是在向周王室表示完全臣服，又经周王重新确认，并正式举行分封礼仪之后，才获得诸侯名号的。这就是说，周代诸侯国几乎完全产生于最高权力的运转过程之中，是王权意志运行的结果。
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区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周政权历经灭商大战与平定东方叛乱的两次大战，并获得了两次完全的胜利，其权力体系的辐射范围与辐射强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跃升，已经可以对天下任何不愿臣服的政权实施强力制裁了。只有在历史条件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之后，周王政权才能对天下的土地与人口进行重新分配，实行从上到下的、彻底的、系统的分封制。由此形成的诸侯制国体，天子王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个方面的国家基本职能：一是直领王畿，统筹天下行政；二是设定诸侯国的框架构成，决定诸侯国的权力范围；三是担任权力裁判角色，对违反运行规则的诸侯国给予惩罚。
这是真正完整的、严密的、能够有效运作的联邦制国体。
8.周公主持创建礼治文明
周公安定天下的第二个战略举措，是制礼作乐。
对于周公在大封诸侯之后的政治作为，《逸周书·明堂解》的记载是：“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记载：“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
什么是制礼作乐？就字面说，就是制订礼仪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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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诱因而已。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谋叛乱，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利益原因。从社会历史原因说，殷商文明与周文明有着很大差别，殷商王族遗民即或不满纣王政权，也一定向往着回归与重建自由奔放的殷商社会生活。此时若有诱因，殷商遗民的起兵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从内部利益原因说，周人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制度化，权力传承也不甚严格。周文王就没有立长子伯邑考的儿子为太子，而直接立了伯邑考的弟弟姬发，也就是周武王。武王死后，按照当时不甚严格的权力传承，其兄弟或儿子继任，都是正常的。而三监诸侯，又恰恰都是周武王的弟弟，都有继位的可能。其中的管叔，排行还在周公旦之前。
如此格局，如此没有定制的传承，必然引起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周政权能否延续，周文明能否真正创建，此时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6.周公的大规模东征战争
东方四国叛乱后，极富政治经验的战略家周公，立即作出了两大方面的部署。
首先，是毫不犹豫地立即起兵，不使祸乱之势继续蔓延。
周公集结大军，并发表了一篇普遍文告，这就是录在《尚书》中的《大诰》一文。这篇文告极具政治策略，将叛乱的根源归结为殷人“鄙我周邦”，不服天命；对周人的内部权力争夺因素，则基本略过，只指出了周人的普遍危险：“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国有疵，民不康。”最后，周公凛然宣示决意东征，说只要有十个人誓死追随我，就能战胜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成的伟大功业！这一具有决战决胜气势的文告，对激励周人的斗志，安定后方大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周公旦与大军事家吕尚所在的齐国，以及自己儿子做国君的鲁国秘密联络，使吕尚的齐军，伯禽的鲁军同时进兵，与周军主力三面压迫叛乱势力。
周公亲自统率王师主力向东开进，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平乱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年。
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力叛乱，在进入战争阶段后，其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叛乱发生阶段的权力争夺与复辟商政，而演变成了一场文明差异下的全方位冲突。当时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域族群的文明形态，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腹心地带的炎黄族群、五帝族群、夏人族群、商人族群、周人族群、秦人族群的文明形态，相对接近于同一。而辽阔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地带，尚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海之间的众多族群，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方式在发展着。这些族群的文明，当时还处在相对原始的游牧渔猎状态，常常以冲击、劫掠腹心地域的高文明族群为重要的生存补充方式。
正是文明差异的深刻背景，殷商末期虽然在平定东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并对东方众多小诸侯方国形成了中央宗主国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会因为周灭商而自动转移到周王国来。现实状况恰恰相反，东夷族群在殷商灭亡后，立即重新变成了独立的部族方国群。此时，监管诸侯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众多的东夷族方国立即群起呼应，几乎是必然的。从本质上说，即或没有这样一场大叛乱，新兴的周王国也同样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如何重新使东夷族群归附？周公毅然东征，实际上是将巩固政权、融合文明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合并到一起来完成。从社会成本的意义上说，这是极有历史价值的战略抉择。
而对于刚刚建立天下政权的周王国，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
东征之战的具体进展，已经被遥远的时空简化得无法复原了。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线条是：周公亲自率领的王师主力军，从西向东正面进击；吕尚率领的齐军偏师，从东部海滨向南进击；伯禽率领的鲁军偏师，从北部向东南进击。三年之后，三路大军彻底击败了叛乱主力军，消灭了五十余个呼应叛乱的东夷诸侯国。战胜之后，周公毫不手软，立即刑杀了管叔与殷商首领武庚；对附从叛乱的蔡叔，则将其流放到荒僻地带去了。
但是，大局能在什么样的水准上稳定下来，还有待于周公的战略选择。
周公廓清云雾的第一步，是迅速安定殷商王族遗民。
来不及在班师后从容处置，周公在战胜之后，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最为紧迫的战略要务。最重大的政策是，周公就地选定了殷商王族遗留下来的一个政治人才——微子启，作殷商王族遗民的统领，封其于宋地作为诸侯国，延续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与血统传承，给殷商遗民保留了一处精神归宿之地。
微子启，是殷商末期君主帝乙的长子，是亡国君主殷纣王的同母庶兄，是很见政治才具的一个出色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微子启曾经以两次重大的政治作为闻名天下，对周人稳定大局有利。其一，微子启因不满商末暴政，曾屡次谏阻纣王无效，愤怒绝望地逃出了朝歌。其二，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曾经带着全副祭器与贡品，袒着上身，自缚跪行到周军营地，对武王表示了自己与殷商暴政的深彻决裂之心，并坚定支持武王伐纣的立场。如此一个既具殷商王族嫡系血统，又对周人政权保持鲜明道义支持的人物，自然是统领残余殷商王族人口的最佳人选。
虽然如此，周公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周公所封的宋国，只是殷商王族的战后遗留人口，而不包括昔日殷商王畿的广大庶民族群。历史地看，这一战略考量的基本点在三方面：一则，削弱殷商王族诸侯国的人口实力，防备其重新成为叛乱根源。二则，殷商遗民的庶民人口尚余七大族群，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如何安置，以何人为统领，都是需要通盘考虑而不能急切决定的大事，只能稍缓。三则，殷商王族人口是叛乱势力的要害根基，尽快安置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向所有追随叛乱的战败族群发出的鲜明信号——周人对殷商王族尚能给予出路，对其余附从势力更不会赶尽杀绝。
恩威并举，攻心在先，是周人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了彰明政策，周公针对微子启受封诸侯国的事件，专门发布了一篇文告——《微子之命》。这篇文告的原文，在西汉之后已经湮没了。但是，其本质意涵一定是清楚地告诫殷商王族遗民：微子宋国的命运就是存续殷商血统，祭祀殷商社稷。若继续对抗周王室，一定亡于非命！
历史的实践证明，周公以最快速度分封殷商王族人口，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非常高明的政治战略，对迅速安定天下大局起到了直接作用。
周公廓清云雾的另一方面，是耐心诱导镐京君臣明白当时的艰危处境。
远在镐京的周成王君臣，不解周公何以不立即班师，便借着唐叔献来的一束号为嘉禾的长大谷穗为由头，以周成王名义作了《馈禾》一文，派唐叔为王使，赶赴东方馈赠给周公。周公接受了赠物，明白了镐京君臣的心理，便先回复了《归禾》一文，表示不久就要班师的心愿。
紧接着，周公又作了《嘉禾》一文，向镐京上层详尽报告了平定东方的战胜经过，以及安定殷商王族的举措。此后，周公仍然忧心忡忡，意犹未尽，又特意作了《鸱鸮》一诗，叙说了战后大势之艰难，要镐京君臣戒慎戒惧，保持清醒。这首保留在《诗经·豳风》中的诗，对形势的暗喻是非常严峻的。听听这样的诗句吧：“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我的羽毛稀少了，我的尾巴枯焦了，我的房子危险了，风吹雨打将倒了，急得我只能大声叫！
作为战胜统帅，竟有如此焦灼的心音，可知当时大势之艰难。
7.周公创建联邦制王权国家
安定天下，周公的第一个战略举措，是以神圣的礼仪确立诸侯分封制。
大约在平叛大军班师后不久，周公立即举行了大规模分封诸侯的隆重典礼。如果说，战后就地分封殷商王族为诸侯国，是为了迅速对战败族群作出示范效应，那么，班师后举行大规模分封，则是为了尽快安定整个大局。以隆重的大典礼仪分封诸侯，后来成为周代礼制最为盛大肃穆的核心礼仪。因为，分封大典的实质，是周王代表上天对诸侯完成君权神授的神圣过程，是对权力运行起点的确定，具有最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吕氏春秋·观世》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记载：“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人。”
这些记载表明，这次大规模的分封诸侯，包括了两个层面：
一是大量分封新诸侯，二是对周武王分封的少数老诸侯重新确认，并增加了封地与人口。无论是分封的权威性，还是数量的庞大性，礼仪的神圣性，都可以明确看出：周公分封诸侯，对周政权具有在国家文明发展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巨大意义，是周人真正体系化地确立诸侯联邦制国体的历史开端。
这次大分封究竟封了多少诸侯国？他们的爵位等级如何划分？各个诸侯国土地人口的具体数量是多少？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已经没有确定答案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历史记忆中残存的纷纭之说。但是，依据种种史料考量，我们仍然可以大体判定其概貌：周公大规模分封的诸侯国，总数有一千多个；诸侯国的土地大小与人口多寡，差别极大，从跨境今日几个省的特大诸侯齐、鲁、晋三国，到不足今日一个县，或只有今日几个村镇的蕞尔小国，应有尽有。诸侯的爵位等级，分为五个阶层——公、侯、伯、子、男。那时候，还没有郡县制，天下的所有生存地域，都包括在诸侯国封地与王畿土地之中。若与后世之郡县制比较，西周诸侯国的平均大小，大体是一个县的面积。就治理效能而言，这是合理的平均值。
五等级的诸侯制体系，与天子王权一起，构成了六级权力的联邦诸侯制国体。
这种联邦诸侯制国体，其权力运行方式的基本面是这样的：天子的中央政权直领王畿，对王畿的土地与人民享有完全治权。天子王权与诸侯国之间，有统属政令的一面，也有诸侯国相对独立的一面。在举兵征伐、国君废立、缴纳贡赋三方面，诸侯国要服从天子政令；在具体的建军、治民、设官、理财、政事诸方面，中央王权颁布有细致明确的规定，诸侯国必须按王权规定施行，违反者称为“僭越”，要遭受程度不同的惩罚；诸侯国的权力传承，实行世袭制，但是，诸侯国的新君即位，在程序上要经天子重新确认。
用今日的国家学说分析定位，这种诸侯制国体，就是后世的联邦制国体——最高的中央政权与地方邦国之间实行分权运行的一种国家体制。周初确立的联邦诸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进入成熟国家形态的历史坐标。从政治文明的发展看，周代的联邦制最为严密，它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已经走向了完全成熟。周代诸侯制与夏商两代相比，有着明显的历史性发展。
最为根本的区别，是周代诸侯国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王权直接分封而生成的。即使是自发生成的类似于楚国的极少数诸侯，也是在向周王室表示完全臣服，又经周王重新确认，并正式举行分封礼仪之后，才获得诸侯名号的。这就是说，周代诸侯国几乎完全产生于最高权力的运转过程之中，是王权意志运行的结果。
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区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周政权历经灭商大战与平定东方叛乱的两次大战，并获得了两次完全的胜利，其权力体系的辐射范围与辐射强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跃升，已经可以对天下任何不愿臣服的政权实施强力制裁了。只有在历史条件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之后，周王政权才能对天下的土地与人口进行重新分配，实行从上到下的、彻底的、系统的分封制。由此形成的诸侯制国体，天子王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个方面的国家基本职能：一是直领王畿，统筹天下行政；二是设定诸侯国的框架构成，决定诸侯国的权力范围；三是担任权力裁判角色，对违反运行规则的诸侯国给予惩罚。
这是真正完整的、严密的、能够有效运作的联邦制国体。
8.周公主持创建礼治文明
周公安定天下的第二个战略举措，是制礼作乐。
对于周公在大封诸侯之后的政治作为，《逸周书·明堂解》的记载是：“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记载：“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
什么是制礼作乐？就字面说，就是制订礼仪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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