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23
，此时已经将近三百年。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秦人始终面临着四方面的困扰：其一，因曾经效忠殷商，秦人身负“助纣为虐”的恶名，被天下孤立。其二，在巨大压力之下，秦人族群内部不断分化，某些分支流散东方，某些分支北上，力量大为削弱。其三，秦人轴心族群僻处西陲，长期处于西部戎狄包围之中，战争不断，生存竞争极其激烈。其四，周王室始终对秦人轴心族群保持着冷漠与怀疑，即或在西周后期利用秦人反击戎狄，双方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到周宣王后期，秦人领袖虽然因反击戎狄而擢升大夫爵位，但仍然不是拥有独立封地的诸侯国，并未获得周王室的真正信任与倚重。就其实质而言，秦人只是周王室反击戎狄的一支借用力量而已。具有如此生存阅历的秦人，此时已经发展为政治上很成熟的特大族群了。辄遇突如其来的大事，秦人领袖层不可能轻率决事，在周人未曾求救的情况下主动发兵。因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沉浮了千余年，秦人不可能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策略：纵然自己愿意救周，也得周王室发出明确的求救信息，事先达成某种相对明确的盟约，才能出兵。无端出兵救周，只能事与愿违。基于这一逻辑常识，我们可以断言：秦人不可能在王室没有向自己求救时主动发兵。也就是说，在镐京灾难演变的前期，在褒姒事件之前，在周王室发出明确的邀约之前，秦人不可能起兵东进。
剩余的可能性，只有前两种——周王室以什么形式直接求救于秦人。这两种可能性的差别，只是求救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当时的实际条件，有两个最大的事实背景，使周王室的直接求救成为可能。其一，此前的秦人族群，已经在周宣王时代开始遵奉王命反击戎狄，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实力，尤其是秦人对西部戎狄的作战优势，是了解的。其二，周王室与秦人的沟通路径，是此前较长时期内形成的，不存在贸然探寻。
基于上述两点，周王室求救于秦人，不管是以特使的方式，还是太子宜臼或者申侯亲自前往，都有实际的可能。这里，最重要的基本点是：周王室向秦人发出了明确而直接的求救信号。因此，秦人起兵进入关中的时间，只能在褒姒事件之后的最艰危时刻。
2.秦人族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镐京事变，引发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西周灭亡，周人东迁，礼治文明开始了全面崩溃。其二，秦人族群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关于秦人救周，《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状况是：“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这说明，在整个镐京事变中扭转危局的决定因素，是秦人族群的力量。秦人族群与犬戎大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胜了犬戎，挽救了周王室。
秦人东进救周，是中国早期国家时代最为重大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但是，历史的记载却极其粗疏简单，而且颇多微妙。在《史记·周本纪》中，秦人救周被忽略不计。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就是早期齐国史中，对这场重大事变的简单记载是：“齐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就是早期鲁国史中，也是同样的简单记载：“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在《史记·晋世家》，也就是晋国史中，简单的记载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也就是说，晋、鲁、齐三大诸侯国的国史资料中，都没有留下本国在这场重大事变中的表现记录，司马迁无从依凭，只有空缺。
在当时的诸侯国国史中，秦国之外，只有《卫康叔世家》，也就是卫国国史，记载了本国的重大表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这就是说，当时最主要的相关方面——周、秦、晋、齐、鲁、郑、卫七大方面，只有秦国与卫国史料中，有关于这一重大事变的正面记载；而晋、齐、鲁、郑四国，都在国史记载中略去了三个基本事实：其一，本国是否出兵？其二，本国是否护送平王东迁？其三，略去秦人出兵作战情况而只说秦人被立为诸侯，显得极是突兀。
《周本纪》更是和稀泥，模糊化。其对镐京事变的全部记载，是这样几句话：“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显然，周王室的国史记载方式是：各个诸侯国的表现一律不提，只说王室的相关变化。
上述记载方式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历史事实：凡本国有真实功绩者，本国国史一定正面记载，秦国如此，卫国也如此；本国表现不佳者，则忽略不计，晋齐鲁郑都是如此；为平衡全局而有难言之隐者，则谁也不提，只说自己变化，周王室正是如此。
历史记载的简单化与模糊化，不是司马迁的错失。因为，《史记》的诸侯史，是司马迁以该国遗留史料为蓝本写的，本国不记载，《史记》也就保持了空白。司马迁对待史实的态度，给我们保留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历史信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对秦人崛起的真实心态——有意忽视，以掩盖内心的某种复杂心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意的忽视，有意的简单化与模糊化，流传于后世以及当代史家，非但没有得到澄清，相反却变成了一种十分怪异的延续。譬如，当代最为详实的一本《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对周幽王末期镐京事变的整理，同样不提秦国、卫国的出兵事件，却增加了晋国、郑国的护送东迁事件。我们相信，这种增加不是随意的，一定是有另外的史料依据的。我们要问的是：同样有依据的秦、卫出兵事件，尤其是秦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东进事件，为什么淡出了史学家的视野？假如没有后世对秦文明的有意贬黜，会是如此么？
后世史家有意无意的忽略，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文明历史信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秦人作为非诸侯国的族群武装，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犬戎骑兵？而各自具有兵车数千乘的齐、鲁、晋三大诸侯国，为什么不敢起兵与犬戎作战？
秦人的军事优势，究竟隐藏在哪里？
纯粹就战力而论，当时的秦人族群，具有两方面独特的优势。
一则，秦人具有强悍的尚武精神，有举族成军的作战传统，有长期锤炼的良好军事素质等基础优势。用今天的话说，秦人对军事与战争，有着天才的直觉。在舜帝与大禹时代，秦人的生存传统，主要在驯兽与工程两方面，其尚武精神，还算不上当时的超一流。但是，从大禹死后遭逢突变而落入低谷开始，秦人的尚武精神，在颠沛流离中有了历史性的提升。历经四百余年，至于夏末，秦人已是天下赫赫有名的尚武大族了。非如此，没有鸣条之战的灭夏大功。历经商代六百余年，秦人一直是商王国镇守西陲的军旅诸侯。周灭商之后，至秦仲一代，处在西部戎狄海洋包围中的秦人族群，已经强大到可以进行大规模作战了。
其次，到了西周末期的秦襄公一代，秦人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中原诸侯的实战风格。其时，中原诸侯军是典型的兵车规制，战车昂贵，训练难度大，作战成本非常高。一次车战大失败，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度成军，并恢复战斗力。西部犬戎与戎狄族群，却是传统的早期骑兵，无论兵器多么粗简，行动都要快捷得多，作战方式也简便有力得多。综合评价，西周战车兵的实战效能，显然不如早期骑兵。这种情形，是三大诸侯国不敢出兵的真实原因。
秦人则不同。特殊的历史，造成了秦人独有的实战风格。这种实战风格的基本面是：既不同于中原车战的教条法则与笨重缓慢，又不同于西部犬戎无序散漫的野战，而是一种既灵动又整肃的组织化作战风格。如果单与西部戎狄相比，秦人是一样的早期骑兵，兵器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但其整体作战的组织化军事素质，却要比西部犬戎族群高出一大截。这就是战力优势。秦人所以在戎狄海洋包围中屡战屡胜，不断壮大，这种根基性的军事优势是最重要的原因。惟其如此，此前的周宣王才破除规制，下令不是诸侯国的秦人，对犬戎进行讨伐。此时的周太子宜臼，也才将秦人的出兵，看作是真正的出路。
虽然，我们对早期骑兵的作战样式已经知之不详，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自马匹被驯化以来，人类就有了早期骑兵。早期国家时代，更是有了成建制的早期骑兵。以马镫的出现早晚，或以早期马的主要用途是拉车为理由，说魏晋南北朝发现马镫之前统统没有骑兵，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论断。
至今，仍然存在的普遍事实是：草原牧民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条件下灵动骑马、飞速奔驰。在放牧生活相当普遍的早期国家时代，为什么不可能照样如此？应该说，当时人的骑马才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基本生存能力，相比当今的牧民，一定更出色，更普及。忽视这种当今实践生活中仍然可见的历史元素，是完全不可取的思维方式。
秦人参战了，也战胜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当时的整个关中地带，仍然盘踞着已经战败逃散的犬戎残部，也盘踞着后续进入的许多犬戎族群。周王室的中央政权，已经无法在自己的根基之地立足了。史书一句“周辟犬戎难”，将周室东迁的原因，归结为躲避犬戎灾难，足见当时犬戎势力的为害之烈。此后，周王室“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也就是说，在周王室东迁的后续事变中，秦人的护送兵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护送主力。这一重要性，甚至使后世某些史家忽视了秦人出兵救周的事实，而得出一个太过简单片面的论断——秦人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立为诸侯。
在洛阳王城，周平王正式册封秦人为诸侯国，封地就是整个关中之地。
这次封国的特殊性，在于周平王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特殊的条件——“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特殊的仪式——“与誓，封爵之。”
对封国条件，周平王的说法是：犬戎无道，侵夺并盘踞在我周人的岐山、丰镐之地，只要秦人能攻杀驱逐戎狄，这片土地就是秦人的了。这一说法的实际意思很明确：其一，关中之地是周人的根基，可是目下被戎狄侵占并盘踞不去；其二，秦人若能驱逐戎狄，这片丰美土地就是秦人的了；其三，假若秦人不能驱逐戎狄，这片土地夺不回来，诸侯国之封也就是一句空话，秦人就只能继续漂泊陇西。
应该说，这种有条件封国的方式，与周王室传统的册封诸侯有着鲜明的不同。传统的册封诸侯，土地、民众、诸侯等级等要件，都是非常明确的。而这次对秦人的册封，则几乎一切都是不明确的——土地是待定的，民众是待定的，封国等级也是不明的。
所以如此，在于两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一，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哪个中央政权将曾经的王畿之地分封给异姓族群做诸侯国封地，哪怕这一王畿之地暂时被外敌侵占。周平王将周人的王畿之地分封给秦人，在当时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最高封国。尽管，这时的王畿之地已经不在周王室的掌控之中。但是，从传统礼法上说，这一封国仍然是惊世骇俗的。因此，条件是苛刻的。
其二，周人仇恨戎狄，但却没有实力进行反击。周人感恩于秦人大功，却又不甘心将自己经营数百年的根基之地无条件地交给秦人，更不想秦人立即成为土地广大的强大诸侯。周王室要反击戎狄，只有借助秦人的军事实力。周王室要秦人真正地流血，真正地尽力反击戎狄巩固周王室，才能成为天下大诸侯。所以，策略意识很强的周王室，就生发出了如此特殊的一次封国——既反击了戎狄，又封赏了功臣。同时，又平衡了那些老牌诸侯国对秦人的种种非议。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这一封国方式的根本点，仍然是继续利用秦人的军事实力，进一步驱赶戎狄。对周天子如此这般封国，天下的老牌诸侯们是清楚的。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同时，对当时的种种情形，秦人也是清楚的。因此，首领秦襄公欣然接受了这次封国。
那么，周平王为什么还要和秦人首领盟誓呢？对于最讲究礼仪的周王室，誓约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所谓誓约，是对某一件大事实际条件的事先约定。这种约定，有实际约定与精神约定两方面。实际约定，在发动一方，是明确许诺条件，同时明确做不到怎么办。在接受一方，则是明确承诺，也明确做不到怎么办。精神约定，一般是自觉提出的自我承诺——若违背誓言，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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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经将近三百年。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秦人始终面临着四方面的困扰：其一，因曾经效忠殷商，秦人身负“助纣为虐”的恶名，被天下孤立。其二，在巨大压力之下，秦人族群内部不断分化，某些分支流散东方，某些分支北上，力量大为削弱。其三，秦人轴心族群僻处西陲，长期处于西部戎狄包围之中，战争不断，生存竞争极其激烈。其四，周王室始终对秦人轴心族群保持着冷漠与怀疑，即或在西周后期利用秦人反击戎狄，双方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到周宣王后期，秦人领袖虽然因反击戎狄而擢升大夫爵位，但仍然不是拥有独立封地的诸侯国，并未获得周王室的真正信任与倚重。就其实质而言，秦人只是周王室反击戎狄的一支借用力量而已。具有如此生存阅历的秦人，此时已经发展为政治上很成熟的特大族群了。辄遇突如其来的大事，秦人领袖层不可能轻率决事，在周人未曾求救的情况下主动发兵。因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沉浮了千余年，秦人不可能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策略：纵然自己愿意救周，也得周王室发出明确的求救信息，事先达成某种相对明确的盟约，才能出兵。无端出兵救周，只能事与愿违。基于这一逻辑常识，我们可以断言：秦人不可能在王室没有向自己求救时主动发兵。也就是说，在镐京灾难演变的前期，在褒姒事件之前，在周王室发出明确的邀约之前，秦人不可能起兵东进。
剩余的可能性，只有前两种——周王室以什么形式直接求救于秦人。这两种可能性的差别，只是求救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当时的实际条件，有两个最大的事实背景，使周王室的直接求救成为可能。其一，此前的秦人族群，已经在周宣王时代开始遵奉王命反击戎狄，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实力，尤其是秦人对西部戎狄的作战优势，是了解的。其二，周王室与秦人的沟通路径，是此前较长时期内形成的，不存在贸然探寻。
基于上述两点，周王室求救于秦人，不管是以特使的方式，还是太子宜臼或者申侯亲自前往，都有实际的可能。这里，最重要的基本点是：周王室向秦人发出了明确而直接的求救信号。因此，秦人起兵进入关中的时间，只能在褒姒事件之后的最艰危时刻。
2.秦人族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镐京事变，引发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西周灭亡，周人东迁，礼治文明开始了全面崩溃。其二，秦人族群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关于秦人救周，《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状况是：“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这说明，在整个镐京事变中扭转危局的决定因素，是秦人族群的力量。秦人族群与犬戎大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胜了犬戎，挽救了周王室。
秦人东进救周，是中国早期国家时代最为重大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但是，历史的记载却极其粗疏简单，而且颇多微妙。在《史记·周本纪》中，秦人救周被忽略不计。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就是早期齐国史中，对这场重大事变的简单记载是：“齐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就是早期鲁国史中，也是同样的简单记载：“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在《史记·晋世家》，也就是晋国史中，简单的记载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也就是说，晋、鲁、齐三大诸侯国的国史资料中，都没有留下本国在这场重大事变中的表现记录，司马迁无从依凭，只有空缺。
在当时的诸侯国国史中，秦国之外，只有《卫康叔世家》，也就是卫国国史，记载了本国的重大表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这就是说，当时最主要的相关方面——周、秦、晋、齐、鲁、郑、卫七大方面，只有秦国与卫国史料中，有关于这一重大事变的正面记载；而晋、齐、鲁、郑四国，都在国史记载中略去了三个基本事实：其一，本国是否出兵？其二，本国是否护送平王东迁？其三，略去秦人出兵作战情况而只说秦人被立为诸侯，显得极是突兀。
《周本纪》更是和稀泥，模糊化。其对镐京事变的全部记载，是这样几句话：“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显然，周王室的国史记载方式是：各个诸侯国的表现一律不提，只说王室的相关变化。
上述记载方式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历史事实：凡本国有真实功绩者，本国国史一定正面记载，秦国如此，卫国也如此；本国表现不佳者，则忽略不计，晋齐鲁郑都是如此；为平衡全局而有难言之隐者，则谁也不提，只说自己变化，周王室正是如此。
历史记载的简单化与模糊化，不是司马迁的错失。因为，《史记》的诸侯史，是司马迁以该国遗留史料为蓝本写的，本国不记载，《史记》也就保持了空白。司马迁对待史实的态度，给我们保留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历史信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对秦人崛起的真实心态——有意忽视，以掩盖内心的某种复杂心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意的忽视，有意的简单化与模糊化，流传于后世以及当代史家，非但没有得到澄清，相反却变成了一种十分怪异的延续。譬如，当代最为详实的一本《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对周幽王末期镐京事变的整理，同样不提秦国、卫国的出兵事件，却增加了晋国、郑国的护送东迁事件。我们相信，这种增加不是随意的，一定是有另外的史料依据的。我们要问的是：同样有依据的秦、卫出兵事件，尤其是秦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东进事件，为什么淡出了史学家的视野？假如没有后世对秦文明的有意贬黜，会是如此么？
后世史家有意无意的忽略，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文明历史信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秦人作为非诸侯国的族群武装，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犬戎骑兵？而各自具有兵车数千乘的齐、鲁、晋三大诸侯国，为什么不敢起兵与犬戎作战？
秦人的军事优势，究竟隐藏在哪里？
纯粹就战力而论，当时的秦人族群，具有两方面独特的优势。
一则，秦人具有强悍的尚武精神，有举族成军的作战传统，有长期锤炼的良好军事素质等基础优势。用今天的话说，秦人对军事与战争，有着天才的直觉。在舜帝与大禹时代，秦人的生存传统，主要在驯兽与工程两方面，其尚武精神，还算不上当时的超一流。但是，从大禹死后遭逢突变而落入低谷开始，秦人的尚武精神，在颠沛流离中有了历史性的提升。历经四百余年，至于夏末，秦人已是天下赫赫有名的尚武大族了。非如此，没有鸣条之战的灭夏大功。历经商代六百余年，秦人一直是商王国镇守西陲的军旅诸侯。周灭商之后，至秦仲一代，处在西部戎狄海洋包围中的秦人族群，已经强大到可以进行大规模作战了。
其次，到了西周末期的秦襄公一代，秦人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中原诸侯的实战风格。其时，中原诸侯军是典型的兵车规制，战车昂贵，训练难度大，作战成本非常高。一次车战大失败，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度成军，并恢复战斗力。西部犬戎与戎狄族群，却是传统的早期骑兵，无论兵器多么粗简，行动都要快捷得多，作战方式也简便有力得多。综合评价，西周战车兵的实战效能，显然不如早期骑兵。这种情形，是三大诸侯国不敢出兵的真实原因。
秦人则不同。特殊的历史，造成了秦人独有的实战风格。这种实战风格的基本面是：既不同于中原车战的教条法则与笨重缓慢，又不同于西部犬戎无序散漫的野战，而是一种既灵动又整肃的组织化作战风格。如果单与西部戎狄相比，秦人是一样的早期骑兵，兵器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但其整体作战的组织化军事素质，却要比西部犬戎族群高出一大截。这就是战力优势。秦人所以在戎狄海洋包围中屡战屡胜，不断壮大，这种根基性的军事优势是最重要的原因。惟其如此，此前的周宣王才破除规制，下令不是诸侯国的秦人，对犬戎进行讨伐。此时的周太子宜臼，也才将秦人的出兵，看作是真正的出路。
虽然，我们对早期骑兵的作战样式已经知之不详，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自马匹被驯化以来，人类就有了早期骑兵。早期国家时代，更是有了成建制的早期骑兵。以马镫的出现早晚，或以早期马的主要用途是拉车为理由，说魏晋南北朝发现马镫之前统统没有骑兵，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论断。
至今，仍然存在的普遍事实是：草原牧民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条件下灵动骑马、飞速奔驰。在放牧生活相当普遍的早期国家时代，为什么不可能照样如此？应该说，当时人的骑马才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基本生存能力，相比当今的牧民，一定更出色，更普及。忽视这种当今实践生活中仍然可见的历史元素，是完全不可取的思维方式。
秦人参战了，也战胜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当时的整个关中地带，仍然盘踞着已经战败逃散的犬戎残部，也盘踞着后续进入的许多犬戎族群。周王室的中央政权，已经无法在自己的根基之地立足了。史书一句“周辟犬戎难”，将周室东迁的原因，归结为躲避犬戎灾难，足见当时犬戎势力的为害之烈。此后，周王室“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也就是说，在周王室东迁的后续事变中，秦人的护送兵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护送主力。这一重要性，甚至使后世某些史家忽视了秦人出兵救周的事实，而得出一个太过简单片面的论断——秦人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立为诸侯。
在洛阳王城，周平王正式册封秦人为诸侯国，封地就是整个关中之地。
这次封国的特殊性，在于周平王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特殊的条件——“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特殊的仪式——“与誓，封爵之。”
对封国条件，周平王的说法是：犬戎无道，侵夺并盘踞在我周人的岐山、丰镐之地，只要秦人能攻杀驱逐戎狄，这片土地就是秦人的了。这一说法的实际意思很明确：其一，关中之地是周人的根基，可是目下被戎狄侵占并盘踞不去；其二，秦人若能驱逐戎狄，这片丰美土地就是秦人的了；其三，假若秦人不能驱逐戎狄，这片土地夺不回来，诸侯国之封也就是一句空话，秦人就只能继续漂泊陇西。
应该说，这种有条件封国的方式，与周王室传统的册封诸侯有着鲜明的不同。传统的册封诸侯，土地、民众、诸侯等级等要件，都是非常明确的。而这次对秦人的册封，则几乎一切都是不明确的——土地是待定的，民众是待定的，封国等级也是不明的。
所以如此，在于两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一，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哪个中央政权将曾经的王畿之地分封给异姓族群做诸侯国封地，哪怕这一王畿之地暂时被外敌侵占。周平王将周人的王畿之地分封给秦人，在当时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最高封国。尽管，这时的王畿之地已经不在周王室的掌控之中。但是，从传统礼法上说，这一封国仍然是惊世骇俗的。因此，条件是苛刻的。
其二，周人仇恨戎狄，但却没有实力进行反击。周人感恩于秦人大功，却又不甘心将自己经营数百年的根基之地无条件地交给秦人，更不想秦人立即成为土地广大的强大诸侯。周王室要反击戎狄，只有借助秦人的军事实力。周王室要秦人真正地流血，真正地尽力反击戎狄巩固周王室，才能成为天下大诸侯。所以，策略意识很强的周王室，就生发出了如此特殊的一次封国——既反击了戎狄，又封赏了功臣。同时，又平衡了那些老牌诸侯国对秦人的种种非议。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这一封国方式的根本点，仍然是继续利用秦人的军事实力，进一步驱赶戎狄。对周天子如此这般封国，天下的老牌诸侯们是清楚的。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同时，对当时的种种情形，秦人也是清楚的。因此，首领秦襄公欣然接受了这次封国。
那么，周平王为什么还要和秦人首领盟誓呢？对于最讲究礼仪的周王室，誓约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所谓誓约，是对某一件大事实际条件的事先约定。这种约定，有实际约定与精神约定两方面。实际约定，在发动一方，是明确许诺条件，同时明确做不到怎么办。在接受一方，则是明确承诺，也明确做不到怎么办。精神约定，一般是自觉提出的自我承诺——若违背誓言，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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