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63
军40万主力大军。之后，包括楚国在内的各参战国，在燕国主导下实行了对齐国的利益分割，各国参战兵力撤回。
第二阶段，乐毅统率燕国大军，独立进军齐国纵深，连下七十余城，几乎占领齐国全境。大举占地的同时，燕军对齐国展开了同等报复，大举掠夺齐国财货人口，输送于燕国。燕军的同等报复政策，使齐国民众产生了抵抗心理。
第三阶段，齐国只剩下莒城、即墨两座城池孤守。在惟有两城坚守的艰危时刻，齐国人心开始了逆转。颇具政治家眼光的乐毅，开始认识到强力灭齐的后果，很有可能使燕国将来再度成为齐国的复仇对象。为此，乐毅开始了长期围困，并推行相对宽松的政策，力图感化齐人归附燕国。
第四阶段，在乐毅“仁政化齐”取得重要成效的时刻，燕昭王病逝了。燕国新君燕惠王改变对齐政策，罢黜乐毅，任用骑劫为将，发动对齐总攻势作战。固守即墨的田单军，进行了著名的“火牛阵”反击，战胜燕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恢复了齐国全境。燕军溃败，撤回燕国，六年大战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看似取决于罢黜乐毅，其实取决于更为深层的必然。
这一深层的必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法则：依靠残酷杀戮与全面掠夺所取得的战争胜利成果，永远都不可能是稳固持久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永远不会成为征服人心的正道。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无不说明了这一历史法则的深刻性。乐毅的燕军，以报复政策在先，及至萌生出铁血幻想，在被占领国推行相对仁政，为时已晚。
战争形势的逆转，就其深层根源而言，是必然的。
燕国的乐毅变法，随着破齐之战的失败，在燕国名存实亡了。
燕国的命运，与乐毅个人的命运一样，都陷入了一种不伦不类的灰色境地。乐毅，以逃隐赵国的形式，不复再出，永远地沉沦性隐居了。燕国，以重回老路的方式，复归弱势，同样永远地沉沦了。
燕国与乐毅的命运，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复兴国家的变法，可以以复仇雪耻为第一动力，但却不能以复仇为最终目标。一个国家若没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变革与复兴所能迸发的历史张力就是极其有限的。
战争文明之巅峰
1 战争文明的历史内涵
战争现象，是理解一个特定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窗口。
战争文明，是特定文明形态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
从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开始，野蛮状态下的族群冲突发展为大规模的以社会组织为条件，以社会整体生产水平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对抗行为。这种对抗，我们称之为战争。国家时代特定国家的战争方式，我们称之为战争文明。这种战争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部分。
战争文明与政治文明，是最直接体现国家性格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
据《历代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统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史上战争最为集中、最为多发的一个时代。整个春秋时代，发生战争395次。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254年的战国时代，史料有迹可循的大小战争发生过230次。
在此后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过如此高密度的战争。应该说，这还不是春秋战国时代曾经爆发过的所有战争。因为，偏僻地域各族群之间的资源争夺战、小诸侯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各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争夺、各国由政变引申出的内部武装冲突等，都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记载。
如此高发的战争频率，如此长期的战争实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与地区都未曾有过。能在550余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只有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战争，是中国战国时代最为基本的历史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研究日本文化传统为切入口，写出了享有盛名的关于日本战争文明的研究著作——《菊与刀》。虽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文明的表述，使用了文化传统、思维习惯、行动习惯等具体概念。但是，就其实质而言，这部著作仍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人类理念对战争研究走向本质化的标志。因为，这是人类理念第一次将战争方式作为民族文明的构成部分对待，而不是单纯地就军事活动研究战争。
从这本书之后，以美国处置日本战后社会的实际政策为标志，以美国与欧洲对曾经的法西斯国家的文明根基的深入研究为延续，当代世界的战争理念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不再将战争作为孤立的军事行动看待，而是作为全面的、综合的、基于文明差异的国家对抗行为对待。无论是发动战争，进行战争，结束战争，还是战后处置方式，都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
客观地说，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开始的战争文明理论，是以西方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战争文明为本位的，是立足于解决当时的战后问题的。对东方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战争文明，他们还缺乏深刻的历史理解。或者说，他们也没有理解的欲望，以及将这种欲望变成研究实践的合适条件。
基于这一现实，世界对中国战争文明的理解，少之又少。除了一部《孙子兵法》，除了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中国战争实践，世界对中国战争文明的历史传统，对这种传统形成的根基时代，都很少有人了解。
虽然如此，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开始的战争文明研究，还是给我们认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就是战争文明的视野。将战争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现象来对待，这是我们总结文明历史遗产的应有高度。
2 战国：人类古典战争水准的最高峰
认识战争文明，首先要对该时代的战争水准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
战争水准，是战争实践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衡量一个时代的战争水准，有六个基本要素。这六个基本要素，事实上构成了评估时代战争水准的指数体系。
其一，该时代各个国家的常备军数量；
其二，战争实践所表现出的用兵规模的大小；
其三，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其四，兵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杀伤力度；
其五，组织大型战役的合成能力，及其所能达到的摧毁烈度；
其六，战争智慧的发展程度，兵学典籍的丰富深邃程度。
只有对一个时代的战争水准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才会理解一个时代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战争文明——战争价值观、战争动员方式、对待死亡的态度、对待战俘的普遍原则、军人的社会地位等。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先来对战国时代的战争水准，依据上述指数，作一个历史的评估。
（1）第一个指数：各个国家拥有的常备军数量
自华夏世界进入国家时代，夏商西周三代，常备军数量较少，但也超出了世界同时代早期国家的军队数量。夏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3万到5万之间；殷商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5万到10余万之间；周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8万到10万之间。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则兵力不等，最大的千乘之国，其常备军数量大体在3万到10万之间。
进入春秋时代，周王室的中央常备军数量大大萎缩，加之极少出战，几乎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春秋时代的天下兵力，主要集中于几个大的霸主国——齐、晋、楚、秦、吴、越等，以及郑国、鲁国、宋国等几个较大的实力诸侯国。一般而言，霸主国的兵力都保持在千辆战车的水准，或略有超出，此所谓“千乘之国”。一辆战车附属的步卒，以30人至100人计算，大体拥有3万至10万人的兵力。
进入战国时代，七大战国常备军的数量迅速扩大。依据史料记载的常数，同时参照各国在大战中的实际出兵数量，战国中期七大战国的常备军，大体是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秦、赵、楚三大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40万至60万之间；
第二层级，齐、魏两大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30余万至50万之间；
第三层级，燕、韩两战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20余万至40万之间。
依据《战国策》记载的纵横家对各国军力的评估，七大国的常备军数量还要更大。
这里，我们也罗列一下苏秦等人的评估——秦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在100万之上。
楚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也在100万之上。
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接近100万。
魏国：武力20万，苍头20万，奋击20万，厮徒10万，总兵力70余万。
齐国：带甲数十万，参照纵横家的齐魏相当之说，总兵力当在60万上下。
燕国：带甲数十万，战车700乘，骑6000匹，总兵力也在60万上下。
韩国：一云见卒不过20万，一云带甲数十万，总兵力当在30万上下。
在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的条件下，纵横家们的评估虽略见夸大，但已经非常接近于实战出兵数量了。对于大规模的国家军队，数万军力之间的评估差异，纵然在当代条件下也难以避免。所以，在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需要明白的基本点是，战国常备军数量的庞大，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2）第二个指数：战争实践表现出的用兵规模
中国古典战争的用兵规模，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表现出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春秋中期的用兵规模，已经超过了夏商西周三代，达到了以10万兵力为大战常数的历史水平。《孙子兵法》中，有几处说到了这一点。其《作战篇》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能操事者七十万家。”也就是说，春秋中期的用兵规模，已经达到了出兵10万，须以70万户民众为后援劳作的空前水平。
此后，在战国初期，由于各国着力于内政变法，大战一时减少，用兵规模有所降低。《吕氏春秋·用民》篇记载：“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但是，随着变法之后新兴战国的接连崛起，战争的用兵规模迅速扩大，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战国中期，开始了大规模用兵。以秦国白起的伊阙大战为标志，分为两个大阶段：伊阙大战之前，为用兵规模渐次上升的发展期；伊阙大战之后，为大规模用兵的成熟期。让我们沿着战争实践的脚步，先看看第一阶段的大规模用兵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405年，魏赵韩三国联合攻齐，大胜，“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从齐军战死人数看，这是战国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用兵。魏赵韩三方联军，至少出兵30万上下。齐军，则至少20余万兵力应战。双方参战总兵力，第一次达到了50万上下的规模。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亲率秦军，于石门之战大破魏军，斩首6万。据此推断，秦军出兵，应在30万上下。魏军，则至少以同等兵力应战。双方参战总兵力，至少达到了60余万的规模。
公元前353年，齐军围魏救赵；公元前341年，齐军围魏救韩。这两组作战，分别涉及魏、齐、赵三国和魏、齐、韩三国，其参战总兵力，无疑会更大。两战兵力，史料虽无准确记载，但根据战争实践，两次大战，每战之三方总兵力，都至少超过了70万人的规模。
公元前318年，山东五国合纵攻秦，至函谷关。结果是，秦军获胜。依据当时各国军力，此战也是一场大规模用兵。五国联军至少出动50余万的兵力，秦军至少出动20余万兵力。两方的参战总兵力，应当在80万人上下的规模。
公元前305年到296年，赵武灵王多次率军进攻中山国，直到攻灭中山国。每次大战，都是多路进兵。依据变法之后的赵国军力，显然也都是大规模的用兵。
上述6次大战，是大规模用兵的发展阶段。
战国中期，秦国上将军白起登上历史舞台，大规模用兵跨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白起大规模用兵开始，战国中后期的超大型会战，一共有8次——其一，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这次超大型会战，白起统率的秦军，与魏韩联军在中原地区的伊阙之地对阵。会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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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40万主力大军。之后，包括楚国在内的各参战国，在燕国主导下实行了对齐国的利益分割，各国参战兵力撤回。
第二阶段，乐毅统率燕国大军，独立进军齐国纵深，连下七十余城，几乎占领齐国全境。大举占地的同时，燕军对齐国展开了同等报复，大举掠夺齐国财货人口，输送于燕国。燕军的同等报复政策，使齐国民众产生了抵抗心理。
第三阶段，齐国只剩下莒城、即墨两座城池孤守。在惟有两城坚守的艰危时刻，齐国人心开始了逆转。颇具政治家眼光的乐毅，开始认识到强力灭齐的后果，很有可能使燕国将来再度成为齐国的复仇对象。为此，乐毅开始了长期围困，并推行相对宽松的政策，力图感化齐人归附燕国。
第四阶段，在乐毅“仁政化齐”取得重要成效的时刻，燕昭王病逝了。燕国新君燕惠王改变对齐政策，罢黜乐毅，任用骑劫为将，发动对齐总攻势作战。固守即墨的田单军，进行了著名的“火牛阵”反击，战胜燕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恢复了齐国全境。燕军溃败，撤回燕国，六年大战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看似取决于罢黜乐毅，其实取决于更为深层的必然。
这一深层的必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法则：依靠残酷杀戮与全面掠夺所取得的战争胜利成果，永远都不可能是稳固持久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永远不会成为征服人心的正道。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无不说明了这一历史法则的深刻性。乐毅的燕军，以报复政策在先，及至萌生出铁血幻想，在被占领国推行相对仁政，为时已晚。
战争形势的逆转，就其深层根源而言，是必然的。
燕国的乐毅变法，随着破齐之战的失败，在燕国名存实亡了。
燕国的命运，与乐毅个人的命运一样，都陷入了一种不伦不类的灰色境地。乐毅，以逃隐赵国的形式，不复再出，永远地沉沦性隐居了。燕国，以重回老路的方式，复归弱势，同样永远地沉沦了。
燕国与乐毅的命运，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复兴国家的变法，可以以复仇雪耻为第一动力，但却不能以复仇为最终目标。一个国家若没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变革与复兴所能迸发的历史张力就是极其有限的。
战争文明之巅峰
1 战争文明的历史内涵
战争现象，是理解一个特定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窗口。
战争文明，是特定文明形态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
从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开始，野蛮状态下的族群冲突发展为大规模的以社会组织为条件，以社会整体生产水平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对抗行为。这种对抗，我们称之为战争。国家时代特定国家的战争方式，我们称之为战争文明。这种战争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部分。
战争文明与政治文明，是最直接体现国家性格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
据《历代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统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史上战争最为集中、最为多发的一个时代。整个春秋时代，发生战争395次。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254年的战国时代，史料有迹可循的大小战争发生过230次。
在此后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过如此高密度的战争。应该说，这还不是春秋战国时代曾经爆发过的所有战争。因为，偏僻地域各族群之间的资源争夺战、小诸侯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各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争夺、各国由政变引申出的内部武装冲突等，都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记载。
如此高发的战争频率，如此长期的战争实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与地区都未曾有过。能在550余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只有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战争，是中国战国时代最为基本的历史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研究日本文化传统为切入口，写出了享有盛名的关于日本战争文明的研究著作——《菊与刀》。虽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文明的表述，使用了文化传统、思维习惯、行动习惯等具体概念。但是，就其实质而言，这部著作仍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人类理念对战争研究走向本质化的标志。因为，这是人类理念第一次将战争方式作为民族文明的构成部分对待，而不是单纯地就军事活动研究战争。
从这本书之后，以美国处置日本战后社会的实际政策为标志，以美国与欧洲对曾经的法西斯国家的文明根基的深入研究为延续，当代世界的战争理念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不再将战争作为孤立的军事行动看待，而是作为全面的、综合的、基于文明差异的国家对抗行为对待。无论是发动战争，进行战争，结束战争，还是战后处置方式，都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
客观地说，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开始的战争文明理论，是以西方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战争文明为本位的，是立足于解决当时的战后问题的。对东方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战争文明，他们还缺乏深刻的历史理解。或者说，他们也没有理解的欲望，以及将这种欲望变成研究实践的合适条件。
基于这一现实，世界对中国战争文明的理解，少之又少。除了一部《孙子兵法》，除了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中国战争实践，世界对中国战争文明的历史传统，对这种传统形成的根基时代，都很少有人了解。
虽然如此，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开始的战争文明研究，还是给我们认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就是战争文明的视野。将战争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现象来对待，这是我们总结文明历史遗产的应有高度。
2 战国：人类古典战争水准的最高峰
认识战争文明，首先要对该时代的战争水准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
战争水准，是战争实践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衡量一个时代的战争水准，有六个基本要素。这六个基本要素，事实上构成了评估时代战争水准的指数体系。
其一，该时代各个国家的常备军数量；
其二，战争实践所表现出的用兵规模的大小；
其三，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其四，兵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杀伤力度；
其五，组织大型战役的合成能力，及其所能达到的摧毁烈度；
其六，战争智慧的发展程度，兵学典籍的丰富深邃程度。
只有对一个时代的战争水准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才会理解一个时代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战争文明——战争价值观、战争动员方式、对待死亡的态度、对待战俘的普遍原则、军人的社会地位等。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先来对战国时代的战争水准，依据上述指数，作一个历史的评估。
（1）第一个指数：各个国家拥有的常备军数量
自华夏世界进入国家时代，夏商西周三代，常备军数量较少，但也超出了世界同时代早期国家的军队数量。夏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3万到5万之间；殷商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5万到10余万之间；周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8万到10万之间。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则兵力不等，最大的千乘之国，其常备军数量大体在3万到10万之间。
进入春秋时代，周王室的中央常备军数量大大萎缩，加之极少出战，几乎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春秋时代的天下兵力，主要集中于几个大的霸主国——齐、晋、楚、秦、吴、越等，以及郑国、鲁国、宋国等几个较大的实力诸侯国。一般而言，霸主国的兵力都保持在千辆战车的水准，或略有超出，此所谓“千乘之国”。一辆战车附属的步卒，以30人至100人计算，大体拥有3万至10万人的兵力。
进入战国时代，七大战国常备军的数量迅速扩大。依据史料记载的常数，同时参照各国在大战中的实际出兵数量，战国中期七大战国的常备军，大体是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秦、赵、楚三大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40万至60万之间；
第二层级，齐、魏两大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30余万至50万之间；
第三层级，燕、韩两战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20余万至40万之间。
依据《战国策》记载的纵横家对各国军力的评估，七大国的常备军数量还要更大。
这里，我们也罗列一下苏秦等人的评估——秦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在100万之上。
楚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也在100万之上。
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接近100万。
魏国：武力20万，苍头20万，奋击20万，厮徒10万，总兵力70余万。
齐国：带甲数十万，参照纵横家的齐魏相当之说，总兵力当在60万上下。
燕国：带甲数十万，战车700乘，骑6000匹，总兵力也在60万上下。
韩国：一云见卒不过20万，一云带甲数十万，总兵力当在30万上下。
在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的条件下，纵横家们的评估虽略见夸大，但已经非常接近于实战出兵数量了。对于大规模的国家军队，数万军力之间的评估差异，纵然在当代条件下也难以避免。所以，在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需要明白的基本点是，战国常备军数量的庞大，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2）第二个指数：战争实践表现出的用兵规模
中国古典战争的用兵规模，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表现出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春秋中期的用兵规模，已经超过了夏商西周三代，达到了以10万兵力为大战常数的历史水平。《孙子兵法》中，有几处说到了这一点。其《作战篇》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能操事者七十万家。”也就是说，春秋中期的用兵规模，已经达到了出兵10万，须以70万户民众为后援劳作的空前水平。
此后，在战国初期，由于各国着力于内政变法，大战一时减少，用兵规模有所降低。《吕氏春秋·用民》篇记载：“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但是，随着变法之后新兴战国的接连崛起，战争的用兵规模迅速扩大，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战国中期，开始了大规模用兵。以秦国白起的伊阙大战为标志，分为两个大阶段：伊阙大战之前，为用兵规模渐次上升的发展期；伊阙大战之后，为大规模用兵的成熟期。让我们沿着战争实践的脚步，先看看第一阶段的大规模用兵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405年，魏赵韩三国联合攻齐，大胜，“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从齐军战死人数看，这是战国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用兵。魏赵韩三方联军，至少出兵30万上下。齐军，则至少20余万兵力应战。双方参战总兵力，第一次达到了50万上下的规模。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亲率秦军，于石门之战大破魏军，斩首6万。据此推断，秦军出兵，应在30万上下。魏军，则至少以同等兵力应战。双方参战总兵力，至少达到了60余万的规模。
公元前353年，齐军围魏救赵；公元前341年，齐军围魏救韩。这两组作战，分别涉及魏、齐、赵三国和魏、齐、韩三国，其参战总兵力，无疑会更大。两战兵力，史料虽无准确记载，但根据战争实践，两次大战，每战之三方总兵力，都至少超过了70万人的规模。
公元前318年，山东五国合纵攻秦，至函谷关。结果是，秦军获胜。依据当时各国军力，此战也是一场大规模用兵。五国联军至少出动50余万的兵力，秦军至少出动20余万兵力。两方的参战总兵力，应当在80万人上下的规模。
公元前305年到296年，赵武灵王多次率军进攻中山国，直到攻灭中山国。每次大战，都是多路进兵。依据变法之后的赵国军力，显然也都是大规模的用兵。
上述6次大战，是大规模用兵的发展阶段。
战国中期，秦国上将军白起登上历史舞台，大规模用兵跨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白起大规模用兵开始，战国中后期的超大型会战，一共有8次——其一，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这次超大型会战，白起统率的秦军，与魏韩联军在中原地区的伊阙之地对阵。会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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