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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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田单解裘而衣之;寡人有劳百姓,而田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过了几天,齐襄王又下令田单,专门收容饥民,以谷物救济之,获得了民众赞誉。

    《齐策六》中所谓的“贯珠子”,宋人姚宏注:“《元和姓纂》引《战国策》‘齐有贯殊’,则贯姓殊名,非贯珠者。”当然,此是何人,并不重要,但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抗燕战争结束之后,齐国确实陷入了很严重的民生凋敝。

    应对这一局面的基本思想和作为,也可以从史籍中看出端倪。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齐王建六年,正是秦赵长平大战的前夕,)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谋臣)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

    君王后贤,事秦谨。

    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唯齐作壁上观。)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战国策·齐策六》:

    即墨大夫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

    以上资料,显示了作为齐国国家政策的绥靖主义。

    这一政策,形成于齐襄王时期,成熟于君王后时期,泛滥于齐王建时期。

    包括君王后摄政在内的两代三任的63年时间里,齐国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阳刚声音,但是都被这种日益浓郁的绥靖理念湮没了。到了君王后时期,齐国虽然已经在事实上度过了艰难时期,国家已经日渐富庶了,这种绥靖政策却反而堕入了不可变更的运行轨迹。到了齐王建与后胜时期,则更加滑入了投降主义。

    历史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证明,国家的抗争精神,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国家的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也同样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绥靖主义无论出现在哪个时期,都一定是国家政策理念发生了变化。战国末期的齐国如此,后世宋王朝更是如此。

    (2)古典绥靖主义严重瓦解了整个国家的抵抗力

    这种瓦解,是武备长期荒废,是国家忘记了战争,是贵族沉沦于奢靡,是军队丧失了战心,是民众消散了兴亡意识。抗燕复国之后,齐国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只有3战,而且都发生在田单领政的时期。其后将近50年,没有发生一次战争。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战国时代,一个曾经左右天下格局的大国,竟能50年无战,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所以是异数,基本点在于两个方面的大背离。

    其一,战国时代的战争意识最自觉、最浓烈,各个国家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整个古典社会的最高峰。最高水平的兵书都涌现在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兵家统帅也都涌现在这个时代。而齐国,恰恰又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诞生故国。齐国的人口构成,更是滋养了稷下学宫文武兼备的文明族群。就是在这样的国家,竟然五十年孤立于战争之外,眼睁睁走向灭亡,异数一也。

    其二,田氏政权历来都是进取精神极强的政治集团,单以国家实力来说,曾经成功地结束了魏国的霸权时代,更曾经长期成为超一流强国。如此显赫的历史实践,却突然完全松弛溃散,异数二也。

    战国兵书《司马法·仁本第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一格言之所以传之千古,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峻的历史真理:一个国家,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举凡耽于幻想的国家与民族,无一不导致最终灭亡。齐国将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和秦国的一则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惊雷风暴之外,偏安一隅,其最终灭亡的结局,其实在这一政策的开始就决定了。

    齐国灭亡,是一个国家错误应对天下大局而导致灾难的历史典型。国家时代的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最残酷形式。我们反对战争,可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战争。对战争的高度警惕,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的最底线。

    6.秦灭齐之后尚未纳入统一的华夏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实际有效地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时候还没有走完。在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之后,中国大地还有若干政权的存在。从总体上说,它们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秦帝国有意保留的名义诸侯——卫国政权。

    卫国在中原腹心(今日河南省濮阳地区及其周边地带)。这个卫国的国君,是西周分封的王族诸侯,但其国民却是殷商遗民。到战国末期,卫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都城濮阳及其周围地区已经被秦设置为东郡。残存的卫国政权,被迁徙到了大河北岸的野王城。秦统一中国后,将卫国国君的爵位定为“君”,在当时的实际意义,仅仅是保留了姬姓国君的社稷祭祀权。直到秦二世时期,卫国国君才被废为庶人。那么,如果以政权生命的延续计算,卫国就存在了900年,历经了44代国君,是古今中外血统传承最长的政权了。

    为什么要在统一天下之后,保留卫国的名义诸侯地位?

    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其原因,但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完全可能是两种情况的综合:其一,为姬姓保留一个祭祀平台,以表示对周王室的一种尊重;其二,卫国出了两个对秦国贡献最大的政治家,一个是商鞅,一个是吕不韦,秦帝国因此感念卫国,所以保留了卫国的诸侯名义。从实际层面看,这种名义诸侯的存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岭南地区、吴越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

    战国时代,广袤的中国南部地区,惟一国家层级的发达政权只有楚国。但是,楚国的实际控制地区,也就是能够有效治理的地区,一直局限在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岭南地区,楚国的实际影响力都很小。这三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楚国只能以盟主的身份接受象征性的经济利益——纳贡,享受象征性的政治权力——接受称臣。对这些族群自治政权,楚国的实际作为,只能是一定程度地协调某些族群政权的冲突,而没有实际治权。在当时,这种宗主国与名义称臣的政权的关系,通常叫做“王权遥领”。

    当时,东南吴越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族群,泛称为百越,有纷纭林立的众多部族政权。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主要是滇人,以及被称为“西南夷”的众多族群。史有明载的,是一个由滇人建立的大政权,其头领的名号是“滇王”。这就是《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秦灭诸侯,惟楚尚有滇王。”滇人政权之外,当时西南夷的各族群,也建立了众多的部族政权。从实际层面看,南部广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是统一中国进程中遗留的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第三种,异族入侵占领地所形成的特殊政权。

    当时中国的西部、北部、东北部,还都存在着异族占领地及其政权。

    当时的西部,主要是与秦国故土陇西郡相连的西边的羌中地区(今日甘肃西部、青海省东部地区)。这一地区,被当时的羌人游牧族群、戎狄游牧族群、西匈奴游牧族群混合蚕食占领,有不断变换的异族政权存在。

    当时的北部,主要是被北方匈奴长期侵扰。战国末期,匈奴实际占据的北方草原地区已经很大,它们原本分别属于秦国与赵国的北方边地。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将防线收缩于河南地。所以,此时的河套地区、阴山地区及其以北广大地区,实际都被匈奴占领了。

    当时的东北地区,主要是东胡、林胡等诸胡族群在实际占领区建立的政权。这一地区,原本属于燕国驱赶诸胡后恢复的领土。但是,战国末期的燕国无力防守,诸胡族群又卷土重来。秦军平定辽东,只是俘获了燕王喜势力,还没有力量集中兵力驱赶诸胡,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六国。

    上述三种状况,第一种可以忽略不计,最实际的问题是后两种政权的存在。

    后两种政权势力,南中国的族群自治政权,是内忧;匈奴、戎狄、诸胡等入侵势力的占领地政权,则是外患。虽然两者情形完全不同,却都是有效统一中国的最后障碍。

    从总体上说,公元前221年灭齐之后,秦有效统一的地区,只是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域,还不是当时华夏文明圈的全部地区。秦统一中国的路程,事实上还有一大截路没有走完。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当时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秦帝国决策层,对于这种统一未了的状况,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就此中止。

    惟其如此,秦灭齐国之后,立即作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一则,以王翦大军进军岭南,有效统一南中国;二则,以河南地蒙恬大军为主力,在北部九原、阴山地区大举反击匈奴;三则,以陇西李信大军为主力,向西反击羌人、戎狄与西匈奴之联合势力;其四,以王贲为太尉,统一集中各关塞守军,肃清东北部诸胡势力。

    但是,毕竟已经完成了基本统一,等待这个新帝国的,首先是安定民生问题。

    秦帝国整合民生

    1.秦帝国统一初期的社会效应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

    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但是,至少在两汉时期,这种统一新生的盛况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听听这些发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西汉著名政治评论家贾谊这样说: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这样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史记·六国年表》

    西汉政治家主父偃这样说: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西汉政治家严安这样说:

    五霸既没……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

    ——《汉书·严安传》

    以上史料记载,还仅仅是两汉部分政治家、史学家对秦帝国建立之初社会反应的记忆,大量对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功绩,及其后世影响的评价,尚不在其中。所有这些被后世非秦烟雾所湮没的历史记忆,都深刻地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天下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最为天下民众称道的基本事实是:秦的统一,消弭了连绵战乱,给天下带来了安定的秩序,使每个人都有了新生活的希望,这就是当时“人人自以为更生”的天下大多数人的心态。

    秦帝国的建立,也在周边文明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造成这种历史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是秦帝国创建了当时人类世界最大的统一国家。

    统一的秦帝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陌生了。以《史记》之记载为基础,综合种种历史文献,略去那些形容为主的诗性描述不计,我们可以大体对秦帝国的疆域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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