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93
展，也是对新帝国政权的普遍信任。这种情形，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盛世”，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虽然，这一时期持续得很短，但是，它却留下了一个帝国时代注重民生建设的巨大历史足迹与文明辐射力。
（4）第四大战略举措：全面整合并大建天下道路
自古以来，中国就将人人可行的大路叫做“官道”。
官者，公共之谓也。如此称呼，其本原意义，是与封地分治区域有通行限制的私家道路相对应的。秦帝国建立之初，立即对天下“官道”进行了大整合。从工程内容看，这一整合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修复旧有官道，使之符合法定的车轨宽度与交通容量；
二是打通当初各国有意不互相连接的郡县道路、边境道路；
三是补修并连通原有的交通干道——天下驰道；
四是新修建通向北方前线的国防高速大道——秦直道。
从道路本身的整合实践看，这一战略任务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大型系统工程。
其一，以统一的交通法度为依据，整修天下各郡县官道将近四百条。
郡县官道，就是山东六国原有的大路。虽然，这些道路大体都能通行，但是却没有定制，宽窄不一，长期缺乏维护，事实上的交通障碍已经是普遍现象。对郡县道路的整合，主要是以统一的车轨宽度为依据，重新拓宽或补修路面；其次是打通断点、拆毁路障等。这一整合，在当时称为“路政统合”。
其二，整修与新建内史郡通外官道12条。内史郡，大体上是以关中地区为轴心的老秦国本土区域。从关中通向外部的12条官道是：泾水道、汧水道、渭水道、子午道、
水道、褒斜道、陈仓道、金牛蜀道、巴山道、白水道、蒲津道、武关道。凡此12条官道，都是关中通联天下东西南北的出口大道。
其三，以原有驰道为基础，四大干线为轴心框架，整修天下“驰道”。驰道者，车马疾行之大道也，也就是今天说的高速公路。战国之世，各大国都有这种连通富庶地带的古典高速公路，只是各国数量不一，路况不同，相互通联较差。秦帝国以各国现有驰道为基础，确定以四大干线为框架，整合天下驰道。这四大干线是：
第一条干线，咸阳出函谷关的东西驰道；
第二条干线，“东穷燕齐”驰道。这条驰道的功能，是联结原有的秦燕齐赵四国。所谓“东穷燕齐”，是说它的最远目的地，而不是它通联的所有地区。这条驰道的实际路线，是通联北方四大战国的原有驰道，实际路线的城市联结点是：咸阳——函谷关——新郑——大梁——邯郸——蓟城——临淄。其间，以大梁为轴心，同时有一条东线：大梁——临淄——蓟城。也就是说，这条干线的全部形状，类似一个捕鸟长竿——函谷关至大梁是长竿，大梁至临淄，至蓟城，至邯郸，再回大梁，是顶端的圆圈。这条干线，全长大约在八千余里，或者万余里。
第三条干线，“南及（楚）吴越”驰道。这条驰道，连通原先的楚、吴、越三大国，其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吴城——会稽，全长大约五千余里，甚或更长。
第四条干线，“南极海粤”驰道。这是完全新修建的连通岭南三郡的驰道，史称“杨越新道”。这条驰道路线的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庐陵——番禺——桂林。自故楚都城寿春以南，全部是新修大道，全长约两千余里，或者更长。
所有这些驰道，其修建规制、长期功能、交通美感，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峰。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驰道的建造规格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宽约七十米。道路中央三丈是高速车道，两边青松林带隔离。路肩培土中，有一定密度的铁条支撑，既抬升路面，又兼顾平整，同时利于排水。贾山对此大为感慨地说：“为驰道之丽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斜径而托足焉！”
这样的驰道，一直到百余年之后的西汉，依旧完好无损。《三辅黄图》记载，汉代不但继续使用秦驰道，而且完全承袭了秦代的路政管理：
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盖沿秦制。
特别要说的是，秦帝国新修建的杨越新道，与灵渠一起，构成了联结岭南三郡的水陆大通道。据《湖南通志》等史料记载，这条大道的地形险峻，修建艰难：大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阔五丈余，类大河道”。这条大道修成后的两千余年，依旧照常使用，并且壮美异常。清人邝露之笔记《赤雅》，曾经记载了自己走过杨越新道后的感受，他说：“自桂城（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皆长松夹道，秦人置郡时所植；龙攀凤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行十日至兴安，梦魂时时见之。”
这样的建设精神，这样的工艺水准，实令我们骄傲！
道路大建设的另一个惊世创造，是秦直道的修建。
秦直道，就是从咸阳直达九原的军事高速大道。《史记》的记载是：“为直道，道九原，堑山堙谷，直通之。”战国时期，关中曾经有一条通向九原郡的道路。苏秦说燕文公时曾经提起这条道路：“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郡、上谷，弥地数千里。”这就是说，关中到九原，不是没有路，而是路难走，要绕远许多。
这条大道所以要修成直达大道，根本原因是秦帝国要对匈奴展开大反击，要保障后勤快速畅通。是故，这是帝国盘整交通中惟一的一条国防高速大道。这条直道，起点是甘泉宫，目的地是九原郡，全长1800余里。据《史记》之说，这条直道没有竣工——“道未就”。但是，同时又有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视回程走秦直道的记载。两相参正，应该是基本通了，只是没有完整建成。
这条秦直道，在百余年后西汉反击匈奴时，才真正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文帝能发八万骑兵快速抵御匈奴，汉武帝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里，威震匈奴，没有秦直道是不可想像的。
3.秦帝国的人口土地新政策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另一大事，就是人口与土地的重新登记与调整。
战乱平定之后，对人口与土地进行重新登记调整，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必然惯例。秦统一之前，秦国有过一次人口登记。这就是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下令所有人口自报年龄，全面登记，即云梦秦简所说“自占年”的登记方式。帝国建立之初的人口统计，依据秦国惯例，以及实践可行性，在各郡县的人口统计，也应该是自报年龄并在官府登记的方式。
土地登记，则有明确记载：“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黔首，是帝国统一文明中确定的对民众的称谓。自实田，就是自家向官府禀报自家的土地占有量，官府只登记而不核实。这种方式与人口登记的“自占年”一样，都是一种依靠民众自觉的登记制度。
重新登记人口，重新登记土地，其第一必要是明确赋税征收制度。
关于秦代赋税征收量，《史记》等基本史料没有直接记载。仅见的最早记载，是《史记》记载的秦末之乱中六国贵族大而无当的谎言：“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这则言论只说了以人头计算——头会，以簸箕敛钱——箕敛，而两种方式的具体数量并无说明，显然无法作为依据。
最早的数量评判，见之于《汉书·食货志》的西汉董仲舒的言论：“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后，历代史书都以董仲舒的评判为依据，将秦帝国的赋税政策定为这一数量，作为暴秦依据之一。
可是，后世的两则考据史料，却显然推翻了这一评判。一则史料，《太平寰宇记》引《晋中兴书》，记载了对一个秦代部族后裔的实地勘察资料，这则资料说：“巴氏子孙布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依据此说，秦帝国统一后，实行的是“薄赋税”政策，赋是徭役，税是货币税；“薄赋税”，就是征发徭役与征收赋税都减轻了。税收的数量，是每人每年四十个秦半两。
另一则史料，《晋书·李特传》记载了一则实际勘察资料：“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
两则记载，一则是巴郡，一则是黔中郡，但数量却是一致的。这说明，秦帝国建立后，在天下三十六郡推行的都是“薄赋税”政策，每人每年的人头税是四十个秦半两。依据这两则资料，可知秦帝国的轻税政策是显然的。董仲舒的臆断式评判，则显然没有根据。
秦帝国整合民生，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全面推行重农不抑商的政策。
重农不抑商，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国策。商鞅变法的重大举措之一是统一当时秦国的度量衡，目的便是规范当时的市场制度，推动商业发展。所谓抑商，只是指政治地位的限制而言，绝不是抑制商品交易与商旅活动。秦帝国建立之后，仍然奉行了这一既定政策。
关于秦帝国的重农政策，秦始皇时期的琅琊石刻这样概括：“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这样表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重农政策的法律及其与实践配套的政策，还有许多，譬如专门保护耕牛的法令《厩苑律》，专门保护粮食储存的法令《仓律》，专门调整土地关系的法令《田律》，专门保护山林水面的法令《山泽律》，等等。
关于秦帝国推动商业发展，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全面统一度量衡，建立全面而规范的市场；二是颁布法令保护工商业，譬如保护工匠生产的《工律》、规范货币流通的《金布律》、规范市场活动的《关市律》、规范工程建造的《司空律》等。
上述举措与政策，都说明一个无可掩盖也无法扭曲的历史事实：秦帝国统一之后，对天下民生的盘整，是全力以赴的，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少部分的政治工程，譬如“写放”建造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大修秦始皇陵墓、筹划修建阿房宫这三项大工程，都是远离民生的。历史主义地说，这是秦帝国不能摆脱时代局限的历史性缺陷，但却并不是帝国的基本面。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直至秦帝国灭亡之际，其财富积累与富庶程度，都要远远强于后来的西汉强盛时期。秦末之乱对文明与财富的毁灭，开了中国夺权“革命”大烧杀大毁灭的先例。
秦帝国创建统一文明
秦帝国最基本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在统一中国之后，又统一了中国文明。
秦帝国创建的统一文明，最主要的框架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创建了以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统一法制为轴心的统一的政治文明；其二，创建了以统一文字为轴心的统一文化形式；其三，创建了以统一货币与统一度量衡为轴心的统一经济制度。
秦帝国所以能在统一中国疆域之后，再度爆发而创建中国统一文明，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是秦帝国具有自觉的文明整合意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引之泰山石刻，记载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思虑状态：“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大义修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
这些话的意思是：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帝立即推动了创建统一文明的进程，臣下们也齐心协力地努力整顿制度。为什么如此？始皇帝辛劳不懈、日夜思虑的最大问题，就是天下的长远利益，以及如何将这种长远利益的建设，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稳定巩固下来。故此，始皇帝专注于推崇文明教化——“专隆教诲”，力图使这种新文明推行天下并传之久远。
历史实践证明，泰山石刻对帝国最高权力层在统一中国之后精神方向的概括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已经被秦帝国在之后开始的大规模的文明统一工程所证实。
1.统一文明之序幕：依法封赏功臣
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建立，首先是论功定职，这大约是古今中外的通则。因为，论功定职的实质是确立新的国家权力框架，将各个领域的奋战之士按照创业阶段的功勋大小，重新明确他们各自的权力位置，以更好实现新国家机器的职能。依据秦法，秦帝国的功勋评定，主要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军功。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的最基本国家功勋。
秦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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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是对新帝国政权的普遍信任。这种情形，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盛世”，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虽然，这一时期持续得很短，但是，它却留下了一个帝国时代注重民生建设的巨大历史足迹与文明辐射力。
（4）第四大战略举措：全面整合并大建天下道路
自古以来，中国就将人人可行的大路叫做“官道”。
官者，公共之谓也。如此称呼，其本原意义，是与封地分治区域有通行限制的私家道路相对应的。秦帝国建立之初，立即对天下“官道”进行了大整合。从工程内容看，这一整合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修复旧有官道，使之符合法定的车轨宽度与交通容量；
二是打通当初各国有意不互相连接的郡县道路、边境道路；
三是补修并连通原有的交通干道——天下驰道；
四是新修建通向北方前线的国防高速大道——秦直道。
从道路本身的整合实践看，这一战略任务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大型系统工程。
其一，以统一的交通法度为依据，整修天下各郡县官道将近四百条。
郡县官道，就是山东六国原有的大路。虽然，这些道路大体都能通行，但是却没有定制，宽窄不一，长期缺乏维护，事实上的交通障碍已经是普遍现象。对郡县道路的整合，主要是以统一的车轨宽度为依据，重新拓宽或补修路面；其次是打通断点、拆毁路障等。这一整合，在当时称为“路政统合”。
其二，整修与新建内史郡通外官道12条。内史郡，大体上是以关中地区为轴心的老秦国本土区域。从关中通向外部的12条官道是：泾水道、汧水道、渭水道、子午道、
水道、褒斜道、陈仓道、金牛蜀道、巴山道、白水道、蒲津道、武关道。凡此12条官道，都是关中通联天下东西南北的出口大道。
其三，以原有驰道为基础，四大干线为轴心框架，整修天下“驰道”。驰道者，车马疾行之大道也，也就是今天说的高速公路。战国之世，各大国都有这种连通富庶地带的古典高速公路，只是各国数量不一，路况不同，相互通联较差。秦帝国以各国现有驰道为基础，确定以四大干线为框架，整合天下驰道。这四大干线是：
第一条干线，咸阳出函谷关的东西驰道；
第二条干线，“东穷燕齐”驰道。这条驰道的功能，是联结原有的秦燕齐赵四国。所谓“东穷燕齐”，是说它的最远目的地，而不是它通联的所有地区。这条驰道的实际路线，是通联北方四大战国的原有驰道，实际路线的城市联结点是：咸阳——函谷关——新郑——大梁——邯郸——蓟城——临淄。其间，以大梁为轴心，同时有一条东线：大梁——临淄——蓟城。也就是说，这条干线的全部形状，类似一个捕鸟长竿——函谷关至大梁是长竿，大梁至临淄，至蓟城，至邯郸，再回大梁，是顶端的圆圈。这条干线，全长大约在八千余里，或者万余里。
第三条干线，“南及（楚）吴越”驰道。这条驰道，连通原先的楚、吴、越三大国，其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吴城——会稽，全长大约五千余里，甚或更长。
第四条干线，“南极海粤”驰道。这是完全新修建的连通岭南三郡的驰道，史称“杨越新道”。这条驰道路线的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庐陵——番禺——桂林。自故楚都城寿春以南，全部是新修大道，全长约两千余里，或者更长。
所有这些驰道，其修建规制、长期功能、交通美感，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峰。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驰道的建造规格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宽约七十米。道路中央三丈是高速车道，两边青松林带隔离。路肩培土中，有一定密度的铁条支撑，既抬升路面，又兼顾平整，同时利于排水。贾山对此大为感慨地说：“为驰道之丽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斜径而托足焉！”
这样的驰道，一直到百余年之后的西汉，依旧完好无损。《三辅黄图》记载，汉代不但继续使用秦驰道，而且完全承袭了秦代的路政管理：
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盖沿秦制。
特别要说的是，秦帝国新修建的杨越新道，与灵渠一起，构成了联结岭南三郡的水陆大通道。据《湖南通志》等史料记载，这条大道的地形险峻，修建艰难：大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阔五丈余，类大河道”。这条大道修成后的两千余年，依旧照常使用，并且壮美异常。清人邝露之笔记《赤雅》，曾经记载了自己走过杨越新道后的感受，他说：“自桂城（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皆长松夹道，秦人置郡时所植；龙攀凤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行十日至兴安，梦魂时时见之。”
这样的建设精神，这样的工艺水准，实令我们骄傲！
道路大建设的另一个惊世创造，是秦直道的修建。
秦直道，就是从咸阳直达九原的军事高速大道。《史记》的记载是：“为直道，道九原，堑山堙谷，直通之。”战国时期，关中曾经有一条通向九原郡的道路。苏秦说燕文公时曾经提起这条道路：“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郡、上谷，弥地数千里。”这就是说，关中到九原，不是没有路，而是路难走，要绕远许多。
这条大道所以要修成直达大道，根本原因是秦帝国要对匈奴展开大反击，要保障后勤快速畅通。是故，这是帝国盘整交通中惟一的一条国防高速大道。这条直道，起点是甘泉宫，目的地是九原郡，全长1800余里。据《史记》之说，这条直道没有竣工——“道未就”。但是，同时又有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视回程走秦直道的记载。两相参正，应该是基本通了，只是没有完整建成。
这条秦直道，在百余年后西汉反击匈奴时，才真正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文帝能发八万骑兵快速抵御匈奴，汉武帝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里，威震匈奴，没有秦直道是不可想像的。
3.秦帝国的人口土地新政策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另一大事，就是人口与土地的重新登记与调整。
战乱平定之后，对人口与土地进行重新登记调整，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必然惯例。秦统一之前，秦国有过一次人口登记。这就是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下令所有人口自报年龄，全面登记，即云梦秦简所说“自占年”的登记方式。帝国建立之初的人口统计，依据秦国惯例，以及实践可行性，在各郡县的人口统计，也应该是自报年龄并在官府登记的方式。
土地登记，则有明确记载：“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黔首，是帝国统一文明中确定的对民众的称谓。自实田，就是自家向官府禀报自家的土地占有量，官府只登记而不核实。这种方式与人口登记的“自占年”一样，都是一种依靠民众自觉的登记制度。
重新登记人口，重新登记土地，其第一必要是明确赋税征收制度。
关于秦代赋税征收量，《史记》等基本史料没有直接记载。仅见的最早记载，是《史记》记载的秦末之乱中六国贵族大而无当的谎言：“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这则言论只说了以人头计算——头会，以簸箕敛钱——箕敛，而两种方式的具体数量并无说明，显然无法作为依据。
最早的数量评判，见之于《汉书·食货志》的西汉董仲舒的言论：“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后，历代史书都以董仲舒的评判为依据，将秦帝国的赋税政策定为这一数量，作为暴秦依据之一。
可是，后世的两则考据史料，却显然推翻了这一评判。一则史料，《太平寰宇记》引《晋中兴书》，记载了对一个秦代部族后裔的实地勘察资料，这则资料说：“巴氏子孙布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依据此说，秦帝国统一后，实行的是“薄赋税”政策，赋是徭役，税是货币税；“薄赋税”，就是征发徭役与征收赋税都减轻了。税收的数量，是每人每年四十个秦半两。
另一则史料，《晋书·李特传》记载了一则实际勘察资料：“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
两则记载，一则是巴郡，一则是黔中郡，但数量却是一致的。这说明，秦帝国建立后，在天下三十六郡推行的都是“薄赋税”政策，每人每年的人头税是四十个秦半两。依据这两则资料，可知秦帝国的轻税政策是显然的。董仲舒的臆断式评判，则显然没有根据。
秦帝国整合民生，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全面推行重农不抑商的政策。
重农不抑商，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国策。商鞅变法的重大举措之一是统一当时秦国的度量衡，目的便是规范当时的市场制度，推动商业发展。所谓抑商，只是指政治地位的限制而言，绝不是抑制商品交易与商旅活动。秦帝国建立之后，仍然奉行了这一既定政策。
关于秦帝国的重农政策，秦始皇时期的琅琊石刻这样概括：“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这样表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重农政策的法律及其与实践配套的政策，还有许多，譬如专门保护耕牛的法令《厩苑律》，专门保护粮食储存的法令《仓律》，专门调整土地关系的法令《田律》，专门保护山林水面的法令《山泽律》，等等。
关于秦帝国推动商业发展，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全面统一度量衡，建立全面而规范的市场；二是颁布法令保护工商业，譬如保护工匠生产的《工律》、规范货币流通的《金布律》、规范市场活动的《关市律》、规范工程建造的《司空律》等。
上述举措与政策，都说明一个无可掩盖也无法扭曲的历史事实：秦帝国统一之后，对天下民生的盘整，是全力以赴的，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少部分的政治工程，譬如“写放”建造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大修秦始皇陵墓、筹划修建阿房宫这三项大工程，都是远离民生的。历史主义地说，这是秦帝国不能摆脱时代局限的历史性缺陷，但却并不是帝国的基本面。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直至秦帝国灭亡之际，其财富积累与富庶程度，都要远远强于后来的西汉强盛时期。秦末之乱对文明与财富的毁灭，开了中国夺权“革命”大烧杀大毁灭的先例。
秦帝国创建统一文明
秦帝国最基本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在统一中国之后，又统一了中国文明。
秦帝国创建的统一文明，最主要的框架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创建了以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统一法制为轴心的统一的政治文明；其二，创建了以统一文字为轴心的统一文化形式；其三，创建了以统一货币与统一度量衡为轴心的统一经济制度。
秦帝国所以能在统一中国疆域之后，再度爆发而创建中国统一文明，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是秦帝国具有自觉的文明整合意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引之泰山石刻，记载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思虑状态：“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大义修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
这些话的意思是：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帝立即推动了创建统一文明的进程，臣下们也齐心协力地努力整顿制度。为什么如此？始皇帝辛劳不懈、日夜思虑的最大问题，就是天下的长远利益，以及如何将这种长远利益的建设，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稳定巩固下来。故此，始皇帝专注于推崇文明教化——“专隆教诲”，力图使这种新文明推行天下并传之久远。
历史实践证明，泰山石刻对帝国最高权力层在统一中国之后精神方向的概括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已经被秦帝国在之后开始的大规模的文明统一工程所证实。
1.统一文明之序幕：依法封赏功臣
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建立，首先是论功定职，这大约是古今中外的通则。因为，论功定职的实质是确立新的国家权力框架，将各个领域的奋战之士按照创业阶段的功勋大小，重新明确他们各自的权力位置，以更好实现新国家机器的职能。依据秦法，秦帝国的功勋评定，主要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军功。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的最基本国家功勋。
秦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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