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 作者:戒念
第三百六十一章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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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一章 转折
自中国建国后，尤其是中俄战争过后，以往中英关系中香港问题一直都是特殊的存在，英国政府一直都是持拖延回避态度，企图得过且过或是利用与满清达成的不平等条约来搪塞。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发出的外交声音也为伦敦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谭延闿一步又一步的政治和军事冒险政策更进一步的挤压了伦敦回旋的余地，这一次更是无视英国远东海军的存在炮击横须贺船厂。
伦敦的内阁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便是在于是不是将香港彻底归还给中国，因为这个香港问题已经都快成了英国当局的心病，从最近的几年来看，中国总统所策划的每一次行动无不是与收回国家主权有关，而香港已经成为明面上中国唯一没有收回的国家主权了。
内阁会议一结束，首相阿斯奎斯立刻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王爱德华七世，将内阁会议的结果做了介绍。应该说英国媒体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而外界也非常关注英国政府最终的决定——远东危机的主角是中国，但是有德国的插手变得更加复杂，英国的决定也许会成为点燃欧洲火药桶的导火索。是以这几天在世界各大报社都派出了众多记者蹲守在德国和英国等候消息，德国方面传来的消息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关键就看英国政府的最终决定如何。
不过令记者们失望的是参加内阁会议的英国高官们没有给记者任何机会，会议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后，内阁大臣们在众多护卫下便悄然散去。当然所有的与会人员脸色都不好看，对于记者的提问没有蹦出半个字以作回应——首相阿斯奎斯给所有的参加会议人员都下了封口令。
当然没有永远的秘密，在三个小时后阿斯奎斯向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沈静发出了邀请，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远东危机，并且就中英关系的未来进行会谈——内阁会议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出来，但是邀请中国总理访问英国进行紧急磋商的举动已经说明英国政府打算在远东危机事件上再次对中国做出让步。
在德国正在访问的中国总理沈静在接到阿斯奎斯的邀请之后，立刻做出回应，将会于三天后再次访问英国，并且承诺中国陆军将会在会谈阶段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并不包括中德太平洋联合舰队，因为日本还没有对中德联合发出的最后通牒做出回应。
德国现任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有个“蚯蚓”的绰号，用大众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贝特曼的上台还是因为他的前任皮洛夫失去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任，可以说贝特曼在政治上正处于矛盾当中——德国在提尔皮茨和皮洛夫的带领下得到了威廉二世的支持一直都是执行扩张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反应到殖民地面积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德国上下扩军备战的气氛非常浓重，贝特曼这样的“老实人”是无法让“德国火车”停下来或是转向的。
贝特曼不像他的前任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但这并不影响到他的政治眼光——而德国还没有从波斯尼亚事件的泥潭中脱身，正确的方法是和英国达成和解，而不是继续在英国佬那脆弱的神经上再敲上一记重权，毕竟从1904年开始，英国已经同俄国和法国达成和解，形成了一个初步稳固的联盟，德国外交虽有进展但依然不能这么冒失的行动。
贝特曼是有想法，但是他却无法撼动德皇威廉二世的意志——中德联合行动是中国总统与德皇之间直接对话的产物，而且中国也许诺了足够的好处，德皇将会在这次行动中象征性的出动几艘战舰便可以得到远东一个真正的立足之地，这是十几年来德皇一直未曾达成的心愿。德皇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贝特曼作为信任首相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些考虑，他不想成为皮洛夫第二，更需要在国会中站稳脚跟。
当然现在贝特曼发现英国人居然再次做出让步，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贝特曼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立刻劝说德皇威廉二世抓住这个机会与英国达成缓和的外交关系，极力赞同中国政府和英国当局就远东问题达成和解。
德皇威廉二世的固执也是出了名的，他再次召见中国总理沈静进行会谈，希望中国能够坚持对日本的强硬——十年以来德皇始终不能忘记远东，不能忘记胶州湾，他渴望在远东建立一个真正的立足之地来保证德国在远东有足够的发言权。尽管随着中国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软弱腐朽的满清政权已经被倒进历史的垃圾箱，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让远东变成了中国的天下，远东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任何一个十年前拟定的计划都可以作废，但是德皇威廉二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以证明当年他推倒俾斯麦是正确无疑的决定。
“……如果英国可以做出让我们都能够满意的答复，我个人以为对日行动是值得的，同时也是成功的……就日本如何答复最后通牒，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并不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更多的利益，我们虽然不惧怕战争，但也决不欢迎战争……为了能够和平的达到我们的目的，同时也是兼顾伟大的德国盟友的利益，若英国强硬支持日本拒不答复最后通牒，那在谈判桌上我国将会坚决坚持现有之格局——种子岛将会成为伟大德皇在维护远东和平和德国之商业利益的根本……”
在沈静登上前往英国的邮轮之前，他转交了中国总统谭延闿致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这也是谭延闿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以种子岛来换取香港，反正对于日本中国已经完成了包括摧毁其海上舰队和国内海军船厂的任务，至于种子岛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重要，放在德国人手中和放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区别。
谭延闿认为为了区区一个租界，中国犯不着真的要和英国赤膊上阵打上一场，就算他并不担心英国会赢得七十年前那种胜利一样，他也并不真的希望就此和英国彻底断绝所有的关系——一旦中英大打出手，那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只能选择站在德国的一边。德国虽然谈不上注定会失败，但是德国人死板的脑筋和拙劣的应变意识注定有八成以上的可能会输掉未来的战争——如果是当面锣对面鼓的以相同的兵力对阵德国陆军，估计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能够挡住德国的进攻，关键是“打仗就像踢足球，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德国人走直线天下第一，但是走曲线就崴菜了。
在谭延闿的设想中，中国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自己成熟的工业体系，而德国显然在战时军火贸易上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德国那个倒霉的地理位置，就像它的陆军一样“天生就是被包围的”。到时候大炮一响英国人一定会将德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全部封死，可以想象以中英这么糟糕的外交关系，英国人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英国人是绝对不会购买一发中国生产的子弹。
“称霸世界”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不过这对谭延闿和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就是谭延闿心中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留下一个好的发展基础，能够保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平稳的渡过，并且借助世界大战的机会荣登一流强国地位——为了从大战中谋取最大的好处，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和英国动刀动枪的。
将种子岛送给德国无非是增强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分量，让英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而已，对谭延闿来说有太多比种子岛还要重要的多的战略要地没有开发。他已经成功的杜绝了“尖阁列岛”给后人带来的困惑，有琉球省和东云省的库页岛南北两端遏制日本已经足够，至于种子岛权当是先“寄存”在德国手里，等大战一起连带太平洋上德国占有的几个岛屿，谭延闿是不会放过这些“利息”的。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心中，种子岛有利既有弊，与资源丰富的山东胶州湾相比，种子岛来作为海军基地实在是两个等级，而且相对于胶州湾可以控制中国南北海运这样的战略要地，种子岛的战略价值有限的很。好在现在远东的世界变了，德皇自己心理也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英国的缘故，中国总统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一支武装力量驻扎在其本土的，到现在是该为德国远东海军找一个真正安身之所的时候了。
谭延闿的电报无疑为贝特曼执行更加稳妥的外交路线提供了最有力的一剂强心针，至此他可以轻松的说服德皇放弃和英国的直接对抗，以修补因为波斯尼亚事件以来的英德外交关系——相对于提尔皮茨的野心勃勃，贝特曼只是想坐稳自己的首相位子。稳定的外交环境是贝特曼坐稳德国首相的不二法门，为此他极力游说德皇按照中国盟友的步骤来走，德国的利益将会得到最大的保障，而所承担的风险则是最小的，当然如果能够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中英谈判桌上，那将会获得中英两国的友谊，德国从而在远东危机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种好处远比波斯尼亚要实惠的多！
尽管中英最后的谈判还没有开始，但是日本已经被宣布提前出局，日本国会群情义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深知外交失败使得日本已无能力改变这一切，而封锁日本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国策”，在经过这次危机之后，日本的生存环境将会更加艰难。当伊藤博文向日本天皇递交辞呈的时候，他也在回想日本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失去首相宝座，他心中也很清楚只要他不死，有八成的可能他还会重返这一位置，但是伊藤博文作为这个时代日本最令人惊叹的政治家，他在乎的不是首相宝座的交替，而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不然就算自己重返首相宝座面对这样一个糜烂到极点的生存环境他还能够怎么样？！
对于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伊藤博文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选择，只是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随着近二十年的扩充军备和战争，日本债台高筑，穷兵黩武之下已经被英国完全控制了其经济命脉，就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失去了海关自主权。不过这些并不是伊藤博文所担心的，当年中国的情况比日本还糟糕，相比之下日本至少如果在有一个明确的前提目标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上下一心，而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山头林立，中央权威几近丧失。
伊藤博文最为担心的便是中国对日本的封锁和强烈的排斥才是日本最大的麻烦——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对纺织等初级工业需求这么大的市场了。中国国内的纺织市场远未达到饱和，尤其是低端纺织品市场更是如此——外国列强向中国出口的高端纺织品是对华贸易的重头，不过中国国内对此做出了强力的反击，通过升级产业技术和海关关税壁垒强力的打击了外国列强向中国倾销高端纺织品的势头，而低端纺织品因为运费的缘故，这个市场反倒是有很大的空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建立了相当多的工厂，但是自甲午战争之后北中国市场日本基本上无法立足，而在中国南方又遭到了以抵羊为首的中国纺织品的强力抵制。而中国推翻满清政权之后，中国排斥日货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就算当时的海关权力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只要中国商户和日本合作，那必然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找上门来。
日本的工业品很难打进其他市场，中国无论从地域上还是市场容量上都可以说是上天赐给日本的，可惜这笔宝贵的财富日本却无法抓住，这不能不是一个令日本精英阶层感到遗憾的事情——中国那个年轻的总统在中日问题上一贯采取“非此即彼”的政策，与日本关系远近是他在政治上衡量敌对与否的重要标准，将近十几年下来之后，这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政府最鲜明的特点了。
伊藤博文在自己的家中闭门谢客两天后，决定以私人的身份向中国发出访问的请求——日本的现状已经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只要日本还站在与中国为敌的立场上，并且还继续充当列强国家遏制中国的工具的话，中国对日本的敌对态度就会永远持续下去。伊藤博文决定访问中国，开始走另外一条对日本更加恰当的路线——亲近中国远离欧洲。
伊藤博文访问中国的请求很快被反应到谭延闿的手上，对此他到并不排斥，对于日本的未来他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打算——日本毕竟拥有几千万人口，他不是屠夫除了将日本从地球上抹去之外，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如果一直是你死我活的相互敌对下去，谭延闿心中并没有任何犹豫，相反如果日本更弦易辙的话，说实在的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他是认同全球分工合作理论的，从甲午战争到现在快十五年了，这中间中国虽然发生了一次政变性质的小规模暴力革命，但是国内的工业与经济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中俄战争也被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通过这十五年的发展，中国可以说已经拉下日本一代人的发展，这就给中国和日本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谭延闿虽然通过准许伊藤博文进入中国访问这个举动来表示他对日的态度已经趋于软化，但是他对日本的警惕心理从来就没有降低过——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但是日本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也不小，并且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倭寇”这个词汇。日本的海盗性质是不会一夜漂白的，中日关系就像行走在悬崖边缘的旅人，一个不注意随时都可能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伊藤博文正准备启程前往中国的同时，中国和英国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也以闪电般的速度结束——中国和英国达成了包括如何处理远东危机的条约之外，私下里中英也达成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条约——想要解决远东问题，不给英国佬一定的好处是绝对不行的，不过涉及德国方面的一些问题，谭延闿授权给沈静，只要中德没有敲定的问题都可以来和英国佬谈，一旦敲定的问题就必须要按照合同去走。
英国人付出的代价是承认中国在远东的权威，并且与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之时正式归还香港，当然还有一些科技方面的交易，以此来换取中国在远东和世界政治外交上的配合。当然这种配合主要还是针对德国为主，包括要求中国停止向德国出售蒸汽轮机、四十五倍径十二寸主炮的技术等等，不过这些要求被沈静予以驳回——这个时候撕毁已经达成的经济合同对中国的名誉而言损失是极为惨重的，况且中国不卖蒸汽轮机，美国照样卖，或许英国人卖得比美国人更积极，中国没有道理不去吃属于自己的丰盛午餐而留给美国佬和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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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建国后，尤其是中俄战争过后，以往中英关系中香港问题一直都是特殊的存在，英国政府一直都是持拖延回避态度，企图得过且过或是利用与满清达成的不平等条约来搪塞。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发出的外交声音也为伦敦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谭延闿一步又一步的政治和军事冒险政策更进一步的挤压了伦敦回旋的余地，这一次更是无视英国远东海军的存在炮击横须贺船厂。
伦敦的内阁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便是在于是不是将香港彻底归还给中国，因为这个香港问题已经都快成了英国当局的心病，从最近的几年来看，中国总统所策划的每一次行动无不是与收回国家主权有关，而香港已经成为明面上中国唯一没有收回的国家主权了。
内阁会议一结束，首相阿斯奎斯立刻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王爱德华七世，将内阁会议的结果做了介绍。应该说英国媒体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而外界也非常关注英国政府最终的决定——远东危机的主角是中国，但是有德国的插手变得更加复杂，英国的决定也许会成为点燃欧洲火药桶的导火索。是以这几天在世界各大报社都派出了众多记者蹲守在德国和英国等候消息，德国方面传来的消息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关键就看英国政府的最终决定如何。
不过令记者们失望的是参加内阁会议的英国高官们没有给记者任何机会，会议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后，内阁大臣们在众多护卫下便悄然散去。当然所有的与会人员脸色都不好看，对于记者的提问没有蹦出半个字以作回应——首相阿斯奎斯给所有的参加会议人员都下了封口令。
当然没有永远的秘密，在三个小时后阿斯奎斯向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沈静发出了邀请，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远东危机，并且就中英关系的未来进行会谈——内阁会议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出来，但是邀请中国总理访问英国进行紧急磋商的举动已经说明英国政府打算在远东危机事件上再次对中国做出让步。
在德国正在访问的中国总理沈静在接到阿斯奎斯的邀请之后，立刻做出回应，将会于三天后再次访问英国，并且承诺中国陆军将会在会谈阶段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并不包括中德太平洋联合舰队，因为日本还没有对中德联合发出的最后通牒做出回应。
德国现任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有个“蚯蚓”的绰号，用大众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贝特曼的上台还是因为他的前任皮洛夫失去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任，可以说贝特曼在政治上正处于矛盾当中——德国在提尔皮茨和皮洛夫的带领下得到了威廉二世的支持一直都是执行扩张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反应到殖民地面积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德国上下扩军备战的气氛非常浓重，贝特曼这样的“老实人”是无法让“德国火车”停下来或是转向的。
贝特曼不像他的前任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但这并不影响到他的政治眼光——而德国还没有从波斯尼亚事件的泥潭中脱身，正确的方法是和英国达成和解，而不是继续在英国佬那脆弱的神经上再敲上一记重权，毕竟从1904年开始，英国已经同俄国和法国达成和解，形成了一个初步稳固的联盟，德国外交虽有进展但依然不能这么冒失的行动。
贝特曼是有想法，但是他却无法撼动德皇威廉二世的意志——中德联合行动是中国总统与德皇之间直接对话的产物，而且中国也许诺了足够的好处，德皇将会在这次行动中象征性的出动几艘战舰便可以得到远东一个真正的立足之地，这是十几年来德皇一直未曾达成的心愿。德皇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贝特曼作为信任首相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些考虑，他不想成为皮洛夫第二，更需要在国会中站稳脚跟。
当然现在贝特曼发现英国人居然再次做出让步，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贝特曼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立刻劝说德皇威廉二世抓住这个机会与英国达成缓和的外交关系，极力赞同中国政府和英国当局就远东问题达成和解。
德皇威廉二世的固执也是出了名的，他再次召见中国总理沈静进行会谈，希望中国能够坚持对日本的强硬——十年以来德皇始终不能忘记远东，不能忘记胶州湾，他渴望在远东建立一个真正的立足之地来保证德国在远东有足够的发言权。尽管随着中国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软弱腐朽的满清政权已经被倒进历史的垃圾箱，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让远东变成了中国的天下，远东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任何一个十年前拟定的计划都可以作废，但是德皇威廉二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以证明当年他推倒俾斯麦是正确无疑的决定。
“……如果英国可以做出让我们都能够满意的答复，我个人以为对日行动是值得的，同时也是成功的……就日本如何答复最后通牒，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并不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更多的利益，我们虽然不惧怕战争，但也决不欢迎战争……为了能够和平的达到我们的目的，同时也是兼顾伟大的德国盟友的利益，若英国强硬支持日本拒不答复最后通牒，那在谈判桌上我国将会坚决坚持现有之格局——种子岛将会成为伟大德皇在维护远东和平和德国之商业利益的根本……”
在沈静登上前往英国的邮轮之前，他转交了中国总统谭延闿致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这也是谭延闿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以种子岛来换取香港，反正对于日本中国已经完成了包括摧毁其海上舰队和国内海军船厂的任务，至于种子岛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重要，放在德国人手中和放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区别。
谭延闿认为为了区区一个租界，中国犯不着真的要和英国赤膊上阵打上一场，就算他并不担心英国会赢得七十年前那种胜利一样，他也并不真的希望就此和英国彻底断绝所有的关系——一旦中英大打出手，那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只能选择站在德国的一边。德国虽然谈不上注定会失败，但是德国人死板的脑筋和拙劣的应变意识注定有八成以上的可能会输掉未来的战争——如果是当面锣对面鼓的以相同的兵力对阵德国陆军，估计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能够挡住德国的进攻，关键是“打仗就像踢足球，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德国人走直线天下第一，但是走曲线就崴菜了。
在谭延闿的设想中，中国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自己成熟的工业体系，而德国显然在战时军火贸易上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德国那个倒霉的地理位置，就像它的陆军一样“天生就是被包围的”。到时候大炮一响英国人一定会将德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全部封死，可以想象以中英这么糟糕的外交关系，英国人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英国人是绝对不会购买一发中国生产的子弹。
“称霸世界”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不过这对谭延闿和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就是谭延闿心中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留下一个好的发展基础，能够保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平稳的渡过，并且借助世界大战的机会荣登一流强国地位——为了从大战中谋取最大的好处，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和英国动刀动枪的。
将种子岛送给德国无非是增强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分量，让英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而已，对谭延闿来说有太多比种子岛还要重要的多的战略要地没有开发。他已经成功的杜绝了“尖阁列岛”给后人带来的困惑，有琉球省和东云省的库页岛南北两端遏制日本已经足够，至于种子岛权当是先“寄存”在德国手里，等大战一起连带太平洋上德国占有的几个岛屿，谭延闿是不会放过这些“利息”的。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心中，种子岛有利既有弊，与资源丰富的山东胶州湾相比，种子岛来作为海军基地实在是两个等级，而且相对于胶州湾可以控制中国南北海运这样的战略要地，种子岛的战略价值有限的很。好在现在远东的世界变了，德皇自己心理也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英国的缘故，中国总统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一支武装力量驻扎在其本土的，到现在是该为德国远东海军找一个真正安身之所的时候了。
谭延闿的电报无疑为贝特曼执行更加稳妥的外交路线提供了最有力的一剂强心针，至此他可以轻松的说服德皇放弃和英国的直接对抗，以修补因为波斯尼亚事件以来的英德外交关系——相对于提尔皮茨的野心勃勃，贝特曼只是想坐稳自己的首相位子。稳定的外交环境是贝特曼坐稳德国首相的不二法门，为此他极力游说德皇按照中国盟友的步骤来走，德国的利益将会得到最大的保障，而所承担的风险则是最小的，当然如果能够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中英谈判桌上，那将会获得中英两国的友谊，德国从而在远东危机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种好处远比波斯尼亚要实惠的多！
尽管中英最后的谈判还没有开始，但是日本已经被宣布提前出局，日本国会群情义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深知外交失败使得日本已无能力改变这一切，而封锁日本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国策”，在经过这次危机之后，日本的生存环境将会更加艰难。当伊藤博文向日本天皇递交辞呈的时候，他也在回想日本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失去首相宝座，他心中也很清楚只要他不死，有八成的可能他还会重返这一位置，但是伊藤博文作为这个时代日本最令人惊叹的政治家，他在乎的不是首相宝座的交替，而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不然就算自己重返首相宝座面对这样一个糜烂到极点的生存环境他还能够怎么样？！
对于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伊藤博文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选择，只是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随着近二十年的扩充军备和战争，日本债台高筑，穷兵黩武之下已经被英国完全控制了其经济命脉，就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失去了海关自主权。不过这些并不是伊藤博文所担心的，当年中国的情况比日本还糟糕，相比之下日本至少如果在有一个明确的前提目标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上下一心，而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山头林立，中央权威几近丧失。
伊藤博文最为担心的便是中国对日本的封锁和强烈的排斥才是日本最大的麻烦——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对纺织等初级工业需求这么大的市场了。中国国内的纺织市场远未达到饱和，尤其是低端纺织品市场更是如此——外国列强向中国出口的高端纺织品是对华贸易的重头，不过中国国内对此做出了强力的反击，通过升级产业技术和海关关税壁垒强力的打击了外国列强向中国倾销高端纺织品的势头，而低端纺织品因为运费的缘故，这个市场反倒是有很大的空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建立了相当多的工厂，但是自甲午战争之后北中国市场日本基本上无法立足，而在中国南方又遭到了以抵羊为首的中国纺织品的强力抵制。而中国推翻满清政权之后，中国排斥日货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就算当时的海关权力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只要中国商户和日本合作，那必然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找上门来。
日本的工业品很难打进其他市场，中国无论从地域上还是市场容量上都可以说是上天赐给日本的，可惜这笔宝贵的财富日本却无法抓住，这不能不是一个令日本精英阶层感到遗憾的事情——中国那个年轻的总统在中日问题上一贯采取“非此即彼”的政策，与日本关系远近是他在政治上衡量敌对与否的重要标准，将近十几年下来之后，这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政府最鲜明的特点了。
伊藤博文在自己的家中闭门谢客两天后，决定以私人的身份向中国发出访问的请求——日本的现状已经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只要日本还站在与中国为敌的立场上，并且还继续充当列强国家遏制中国的工具的话，中国对日本的敌对态度就会永远持续下去。伊藤博文决定访问中国，开始走另外一条对日本更加恰当的路线——亲近中国远离欧洲。
伊藤博文访问中国的请求很快被反应到谭延闿的手上，对此他到并不排斥，对于日本的未来他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打算——日本毕竟拥有几千万人口，他不是屠夫除了将日本从地球上抹去之外，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如果一直是你死我活的相互敌对下去，谭延闿心中并没有任何犹豫，相反如果日本更弦易辙的话，说实在的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他是认同全球分工合作理论的，从甲午战争到现在快十五年了，这中间中国虽然发生了一次政变性质的小规模暴力革命，但是国内的工业与经济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中俄战争也被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通过这十五年的发展，中国可以说已经拉下日本一代人的发展，这就给中国和日本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谭延闿虽然通过准许伊藤博文进入中国访问这个举动来表示他对日的态度已经趋于软化，但是他对日本的警惕心理从来就没有降低过——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但是日本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也不小，并且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倭寇”这个词汇。日本的海盗性质是不会一夜漂白的，中日关系就像行走在悬崖边缘的旅人，一个不注意随时都可能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伊藤博文正准备启程前往中国的同时，中国和英国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也以闪电般的速度结束——中国和英国达成了包括如何处理远东危机的条约之外，私下里中英也达成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条约——想要解决远东问题，不给英国佬一定的好处是绝对不行的，不过涉及德国方面的一些问题，谭延闿授权给沈静，只要中德没有敲定的问题都可以来和英国佬谈，一旦敲定的问题就必须要按照合同去走。
英国人付出的代价是承认中国在远东的权威，并且与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之时正式归还香港，当然还有一些科技方面的交易，以此来换取中国在远东和世界政治外交上的配合。当然这种配合主要还是针对德国为主，包括要求中国停止向德国出售蒸汽轮机、四十五倍径十二寸主炮的技术等等，不过这些要求被沈静予以驳回——这个时候撕毁已经达成的经济合同对中国的名誉而言损失是极为惨重的，况且中国不卖蒸汽轮机，美国照样卖，或许英国人卖得比美国人更积极，中国没有道理不去吃属于自己的丰盛午餐而留给美国佬和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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