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分卷阅读866
于万邦，戈止亦不可取。若外邦禽兽当道，暴.政为行，中国偃戈与禽兽谈仁，何如与虎豹相谋？”
谯定的学生、峨眉书院山长张行成道：“政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以德为首，谓之君子之国。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谓之枭霸之邦。苛政小人逞志，利益至上，谓之物利之邦。暴.政盗贼当道，杀戮罪恶，谓之禽兽之邦。——如枭霸、物利二邦者，可以仁义教化之，唯禽兽之邦者，必以武讨之。如夏桀、商纣、秦亥、隋广，暴君当以戈止也。”
这两位都是肯定宋周两国兴兵讨伐实行暴.政的蛮夷之邦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像吐蕃这种割据分裂如春秋时代的乱世，大宋兴兵统一，也就是孔子赞管仲所说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节认为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张行成认为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辩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之时，乃因三代帝王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
胡宏以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为王道，但必须是“出於至公，无一毫私心”，否则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认为卫希颜是这样的“无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战争均是为利益而动——除了灭金战争不算，这是报国仇、雪国耻，《春秋》亦有法。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昚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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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定的学生、峨眉书院山长张行成道：“政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以德为首，谓之君子之国。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谓之枭霸之邦。苛政小人逞志，利益至上，谓之物利之邦。暴.政盗贼当道，杀戮罪恶，谓之禽兽之邦。——如枭霸、物利二邦者，可以仁义教化之，唯禽兽之邦者，必以武讨之。如夏桀、商纣、秦亥、隋广，暴君当以戈止也。”
这两位都是肯定宋周两国兴兵讨伐实行暴.政的蛮夷之邦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像吐蕃这种割据分裂如春秋时代的乱世，大宋兴兵统一，也就是孔子赞管仲所说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节认为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张行成认为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辩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之时，乃因三代帝王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
胡宏以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为王道，但必须是“出於至公，无一毫私心”，否则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认为卫希颜是这样的“无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战争均是为利益而动——除了灭金战争不算，这是报国仇、雪国耻，《春秋》亦有法。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昚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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