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 作者:无忧的天堂
分卷阅读13
。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她都会给保姆的家里写好几封信，薪水不够就变卖了身上的首饰给他们汇钱，求他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她的侄子——在多年的相处中，白凤凤早已把李秋琅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有一天，督察室的人忽然来找她谈话，拿出厚厚的一叠信件与汇票说：“你的侄子才六岁，你家的保姆认字吗？”
白凤凤坚定的说：“这里每个星期都遭轰炸，我只是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
过了没几天，白凤凤被调离稽查处，也被迫搬出了总部的宿舍。她去电话局当了一名接线员，每个月的薪水连飞涨的物价都应付不了。
保姆就在这个时候让人写信来，说她的侄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天晚上，白凤凤离开电话局的集体宿舍。她在街上走了很久后，闯进一家外国人聚集的酒廊，直到第二天早上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她才记起睡在身边的男人是个加拿大的机械师。
白凤凤就是在一天深夜决定潜回旅顺的。天空中，空袭警报在刺耳地响，飞机的轰鸣由远而近，停电后的大街上一片漆黑，早已跑得空无一人，她却像根木头那样站在一座石牌楼前。
爆炸声响起来了，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白凤凤却站得纹丝不动。
督察室的便衣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他们带来了她花重金托人订购的船票，还有一副手铐。白凤凤说：“你们知道，在旅顺我还有—个孩子要养活。”
“你也知道，擅自返回沦陷区就有投敌的嫌疑。”
白凤凤被带回总部的禁闭室，整整关了一年多才得以释放。
这些事白凤凤从没对相宁说起过，相宁也从来不问。每个周末，她一下班就离开校场，回到央行的那套宿舍，就像个体贴而本分的丈夫，吃完饭，有时候还会帮着一起洗碗。这是相宁最为宁静的一段日子。
可是一天傍晚，白凤凤在饭后点燃一支蜡烛，坐着，默默地盯着烛火看了很久，说今天是李秋琅儿子八岁的生日。说完，她低下头，目光也随之变得幽暗，又说她一直以为是孩子离不开母亲，现在才明白，事实上，更多时候是当妈的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那天晚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宁都没说话。洗完澡后，她站在窗前，看着街对面那家还没打烊的杂货店。这时，白凤凤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从后面抱住相宁，把下巴架在她的肩膀上说：“那里新来了一个伙计。”说完，慢慢把脸移到她背部，紧贴在那里，又说：“知道吗，我迟早会拖累到你。”
相宁始终不说话，仍然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家灯光暗淡的杂货店。
几个星期后，《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首署名为黄山云的《咏梅》七律诗。过了没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吉普车驶进中美合作所的大门，拉着相宁去了浮图关下的一幢别墅。
一进客厅，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就笑着迎上来，说他是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代表长春的高建中先生来跟相宁见面。说着，他伸出手掌：“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
相宁点了点头，站着，有点迟疑地说：“我想请你们帮忙……送一个人离开重庆。”
“去哪里？”
“旅顺。”
中年人想了想说：“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自己完全可以办到。”
“如果我可以，我不会来找你们。”相宁在一张沙发里坐下后，接着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我提的条件。”
中年人笑了，在另一张沙发里坐下，说：“我们□□人不做交易。”
“有情报就一定有交易，没有交易，我们之间也不会有长春的高先生。”
中年人又笑了，说：“我们干革命靠的是信仰。”
“罗马不是一天能建成的。”相宁扭头看着他眼睛，说：“你们要理解一个刚刚做出了选择的人。”
作者有话要说：
咳咳，小天使们，我忘了件事，我这篇文打算写成短篇小说，只打算写13章左右，在此声明一下。
第10章 第十章
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还没有散尽，惩处汉奸的行动已经开始。长春的街头日夜都能听到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许多人从家里被揪出来，可往往人还没到监狱，他们的家产已经被瓜分，他们的妻女同样也会被瓜分。
胜利者从来都是用掠夺来欢庆他们的胜利。
相宁人还没到长春，她的住所就已经被人准备妥当，就是般若寺边上的一座小别墅。这是她的学生与同僚们送给她的一份薄礼，为了祝贺相宁荣任长春肃奸委员会的帮办。但是，相宁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助长官筹建中美合作所长春办事处。
前来龙嘉机场接机的是相宁特训班上的学生，现在已是军统东北站的一名队长。他把相宁请上车，并没有直接驶向她的住所，而是去了新京饭店的小宴会厅。那里有一场为他接风的晚宴，相宁却在步入八角厅的瞬间想起了李秋琅。
晚宴过后，相宁在众人的簇拥下出来，仍然没回别墅，而是沿着中央大街一直往前走。她对坚持要送她的学生说：“这里我比你熟，你让我—个人走走。”
相宁在长春的街头整整逛了一夜。天亮时分，她坐上一辆黄包车穿过伊通河桥，来到曾与徐雪欣同居的那幢小楼前，站在马路对面仰头长久地看着阁楼上那个窗口。
现在，相宁每天除了工作、应酬与睡觉外，把闲暇的时间都花在查阅日伪遗留的档案上，连日本皇家陆军医院里的病历都没放过，却就是没有找到一九四二年春节期间关于徐雪欣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他自己的。
一个月后，相宁第一次跟长春的组织接头。这是早在重庆就定下的时间与地点。他推开春申旅社的一扇房门，就见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坐在茶几边，微笑着看着他说：“你来晚了。”
相宁关上门，说：“我得确保我们彼此的安全。”
“我姓潘。”那人起身，伸出手说：“你可以叫我老潘。”
相宁握住老潘的手说：“我认识你，你曾经是徐雪欣的上线。”老潘一愣，还不等他开口，相宁就笑了笑，说：“当初我跟踪过她。”
“过去的事不谈了。”老潘给他倒了杯水后，就说起了在重庆的和谈，说起了国军对伪军的整编。他长叹一声道：“和平协议签订了，这战幕只怕还是拉不下来。”
相宁却轻描淡写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明面上老人们举着酒杯交谈甚欢，孩子们在桌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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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她都会给保姆的家里写好几封信，薪水不够就变卖了身上的首饰给他们汇钱，求他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她的侄子——在多年的相处中，白凤凤早已把李秋琅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有一天，督察室的人忽然来找她谈话，拿出厚厚的一叠信件与汇票说：“你的侄子才六岁，你家的保姆认字吗？”
白凤凤坚定的说：“这里每个星期都遭轰炸，我只是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
过了没几天，白凤凤被调离稽查处，也被迫搬出了总部的宿舍。她去电话局当了一名接线员，每个月的薪水连飞涨的物价都应付不了。
保姆就在这个时候让人写信来，说她的侄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天晚上，白凤凤离开电话局的集体宿舍。她在街上走了很久后，闯进一家外国人聚集的酒廊，直到第二天早上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她才记起睡在身边的男人是个加拿大的机械师。
白凤凤就是在一天深夜决定潜回旅顺的。天空中，空袭警报在刺耳地响，飞机的轰鸣由远而近，停电后的大街上一片漆黑，早已跑得空无一人，她却像根木头那样站在一座石牌楼前。
爆炸声响起来了，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白凤凤却站得纹丝不动。
督察室的便衣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他们带来了她花重金托人订购的船票，还有一副手铐。白凤凤说：“你们知道，在旅顺我还有—个孩子要养活。”
“你也知道，擅自返回沦陷区就有投敌的嫌疑。”
白凤凤被带回总部的禁闭室，整整关了一年多才得以释放。
这些事白凤凤从没对相宁说起过，相宁也从来不问。每个周末，她一下班就离开校场，回到央行的那套宿舍，就像个体贴而本分的丈夫，吃完饭，有时候还会帮着一起洗碗。这是相宁最为宁静的一段日子。
可是一天傍晚，白凤凤在饭后点燃一支蜡烛，坐着，默默地盯着烛火看了很久，说今天是李秋琅儿子八岁的生日。说完，她低下头，目光也随之变得幽暗，又说她一直以为是孩子离不开母亲，现在才明白，事实上，更多时候是当妈的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那天晚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宁都没说话。洗完澡后，她站在窗前，看着街对面那家还没打烊的杂货店。这时，白凤凤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从后面抱住相宁，把下巴架在她的肩膀上说：“那里新来了一个伙计。”说完，慢慢把脸移到她背部，紧贴在那里，又说：“知道吗，我迟早会拖累到你。”
相宁始终不说话，仍然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家灯光暗淡的杂货店。
几个星期后，《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首署名为黄山云的《咏梅》七律诗。过了没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吉普车驶进中美合作所的大门，拉着相宁去了浮图关下的一幢别墅。
一进客厅，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就笑着迎上来，说他是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代表长春的高建中先生来跟相宁见面。说着，他伸出手掌：“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
相宁点了点头，站着，有点迟疑地说：“我想请你们帮忙……送一个人离开重庆。”
“去哪里？”
“旅顺。”
中年人想了想说：“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自己完全可以办到。”
“如果我可以，我不会来找你们。”相宁在一张沙发里坐下后，接着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我提的条件。”
中年人笑了，在另一张沙发里坐下，说：“我们□□人不做交易。”
“有情报就一定有交易，没有交易，我们之间也不会有长春的高先生。”
中年人又笑了，说：“我们干革命靠的是信仰。”
“罗马不是一天能建成的。”相宁扭头看着他眼睛，说：“你们要理解一个刚刚做出了选择的人。”
作者有话要说：
咳咳，小天使们，我忘了件事，我这篇文打算写成短篇小说，只打算写13章左右，在此声明一下。
第10章 第十章
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还没有散尽，惩处汉奸的行动已经开始。长春的街头日夜都能听到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许多人从家里被揪出来，可往往人还没到监狱，他们的家产已经被瓜分，他们的妻女同样也会被瓜分。
胜利者从来都是用掠夺来欢庆他们的胜利。
相宁人还没到长春，她的住所就已经被人准备妥当，就是般若寺边上的一座小别墅。这是她的学生与同僚们送给她的一份薄礼，为了祝贺相宁荣任长春肃奸委员会的帮办。但是，相宁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助长官筹建中美合作所长春办事处。
前来龙嘉机场接机的是相宁特训班上的学生，现在已是军统东北站的一名队长。他把相宁请上车，并没有直接驶向她的住所，而是去了新京饭店的小宴会厅。那里有一场为他接风的晚宴，相宁却在步入八角厅的瞬间想起了李秋琅。
晚宴过后，相宁在众人的簇拥下出来，仍然没回别墅，而是沿着中央大街一直往前走。她对坚持要送她的学生说：“这里我比你熟，你让我—个人走走。”
相宁在长春的街头整整逛了一夜。天亮时分，她坐上一辆黄包车穿过伊通河桥，来到曾与徐雪欣同居的那幢小楼前，站在马路对面仰头长久地看着阁楼上那个窗口。
现在，相宁每天除了工作、应酬与睡觉外，把闲暇的时间都花在查阅日伪遗留的档案上，连日本皇家陆军医院里的病历都没放过，却就是没有找到一九四二年春节期间关于徐雪欣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他自己的。
一个月后，相宁第一次跟长春的组织接头。这是早在重庆就定下的时间与地点。他推开春申旅社的一扇房门，就见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坐在茶几边，微笑着看着他说：“你来晚了。”
相宁关上门，说：“我得确保我们彼此的安全。”
“我姓潘。”那人起身，伸出手说：“你可以叫我老潘。”
相宁握住老潘的手说：“我认识你，你曾经是徐雪欣的上线。”老潘一愣，还不等他开口，相宁就笑了笑，说：“当初我跟踪过她。”
“过去的事不谈了。”老潘给他倒了杯水后，就说起了在重庆的和谈，说起了国军对伪军的整编。他长叹一声道：“和平协议签订了，这战幕只怕还是拉不下来。”
相宁却轻描淡写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明面上老人们举着酒杯交谈甚欢，孩子们在桌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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