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抽空问问朱可夫，前沿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以至于他要急匆匆地返回前线，连参加明天瓦图京葬礼的事情都取消了。但赫鲁晓夫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也不好开口问。特别是上了嘎斯车以后，两人都坐在后排，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就更加没法开口问了。
嘎斯车驶往机场的途中，我忽然想起在网上看过的一个帖子，说在朱可夫回忆录的第一版里，就专门提到过瓦图京之死。他明确地指出赫鲁晓夫对瓦图京的惨死，负有不容推卸的直接责任，虽然证据不足，但朱可夫却怀疑赫鲁晓夫是教授乌克兰名族主意极端分子之手，杀害了自己的司令员和战友瓦图京大将，这绝非是毫无根据的。
据说赫鲁晓夫读到《回忆与思考》书中，朱可夫指责他对瓦图京的惨死负有责任的文字时，顿时激动得捶胸顿足，指天发誓地声称自己绝对没有亲手和假手杀死瓦图京。最后，他通过种种关系，请求朱可夫删除对自己不利的那段话。
嘎斯车到了机场，护航的空军大队长闻讯赶来，他向朱可夫敬礼后，歉意地说：“元帅同志，很抱歉，由于不知道您会立即返回前线，所以歼击机还没有能完成燃料的补充。”
“剩下的燃料，能飞回前线吗？”朱可夫看起来很急地问大队长：“我需要立即返回方面军指挥部。”
“元帅同志，歼击机现有的燃料勉强可以飞回去。”大队长犹豫了片刻，随后说道：“这只是指我们平安无事的情况，假如在半路遇到德军的飞机，我们的歼击机就没有足够的燃料和他们展开空中搏斗。”
朱可夫听完后，面无表情地问：“现在开始加油，需要多长时间？”
大队长抬手看了看表，随即回答说：“元帅同志，只要等得到机场地勤的全力协助，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燃料的添加工作。”
“很好，带我去机场负责人那里，我会亲自向他交代这个任务。”朱可夫说完，便催着大队长带他去机场指挥部，将我和赫鲁晓夫丢在了嘎斯车旁。
我和赫鲁晓夫远远地跟在朱可夫的后面，并肩朝机场的指挥部走去时，赫鲁晓夫忽然开口问道：“丽达，我能信任你吗？”
赫鲁晓夫的话让我楞住了，我心说他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忽然问这句话呢？但看到他那真诚的目光，我还是点了点头，说道：“赫鲁晓夫同志，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是否值得信任，您应该心中有数。”
我的话说完后，赫鲁晓夫反而变得踌躇起来。从他脸上为难的表情，我心里猜到他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不过由于此事关系重大，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禁哆嗦了一下，趁他还没有说话，连忙抢先说道：“假如您觉得您想说的事情，是我不应该知道的，我也不会打听，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知道吗，丽达？”赫鲁晓夫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有些事情的真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又不能对别人说，你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吗？”
“理解理解，赫鲁晓夫同志，我完全理解。”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明白，他要对我说的将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我担心自己知道这个秘密后，没准将来会被人灭口，便连忙冲着他摆手说：“假如您觉得告诉我不合适，就千万别说。”
“没关系，丽达。”没想到我越推脱，赫鲁晓夫反而越想把心里藏着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而你是我唯一能信得过的人。”
见赫鲁晓夫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拒绝的话，就有点太矫情了，于是我点了点头，硬着头皮说：“赫鲁晓夫同志，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对我所说的话，我绝对不会让第三人知道。”
赫鲁晓夫在得到我的保证后，忽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丽达，你知道瓦图京是怎么死的吗？”
我从他的话中，猜到了瓦图京之死肯定另有内幕，但还是故作糊涂地反问道：“内务部的同志，不是说他是被几个德国特务害死的吗？”
“那只是几个替罪羊而已。”赫鲁晓夫向左右张望一下，见在我们附近十几米范围内，根本没有什么人，但为了防止隔墙有耳，他还是压低声音说道：“其实瓦图京同志是可以不用死的，如果他注射了盘尼西林，没准伤口就不会感染。但使用这种药物，需要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批准，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同意。拒绝的理由是盘尼西林不是我们国家生产的，我们也生产不出来。为我们提供这种药物的米国，为了削弱我国的力量，可能在盘尼西林中投毒，因此用这些药物来治疗我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是非常危险的？”
“不会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瓦图京因为没有使用青霉素，而导致伤口感染致死的这种说法，因此半信半疑地问赫鲁晓夫：“斯大林同志居然会不同意让瓦图京将军使用可以消炎的盘尼西林？”
“没错，”赫鲁晓夫点了点头，满脸苦涩地说：“瓦图京同志所伤的伤本来不严重，但在转移到后方的途中，他的伤口受到了感染。负责治疗瓦图京的医生认为只要使用盘尼西林，就可以完全治好他的伤。
由于我国还没有生产盘尼西林的能力，目前使用的盘尼西林都是英美两国援助的，为了稳妥起见，斯大林同志作出了一个决定，凡是要使用盘尼西林，必须经过他本人同意才行。”
听到这里，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名词“处方药”，没错，在这个时代，后世的青霉素就是一种“处方药”，没有斯大林的签字批准，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我忍不住插嘴问道：“赫鲁晓夫同志，难道医生没有将使用盘尼西林的请求上报莫斯科吗？”
“医生的请求当然上报了！”赫鲁晓夫点了点头，眼圈一红继续说道：“但斯大林同志不签字，我们只能选择等待。就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瓦图京的伤势恶化了。
医生告诉我，说如果再不使用盘尼西林消炎的话，就只能给瓦图京做截肢手术了。为此，我专门给给斯大林打去打电话，请求他允许对瓦图京使用盘尼西林，但斯大林同志对我的请求却不置可否。
瓦图京躺在手术台上，在进行截肢手术的前一刻，还亲自给斯大林打去了电话。我第一次看到瓦图京脆弱的里面，他哭泣着对着话筒说：“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您动用您掌握的一切力量救救我的命。”
但令人遗憾的是，就算瓦图京亲自提出请求，斯大林同志依旧不肯点头。最后因为伤口严重感染的瓦图京，不得不被迫进行了截肢手术。”
赫鲁晓夫的一番话，彻底把我惊呆了，这可是惊天大秘密啊。他现在信任我，才将这样的秘密告诉我，假如等到某一天，他厌烦我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个秘密，而将我直接灭口呢？
这么一想，我不禁浑身哆嗦起来。而赫鲁晓夫看到我这种反应，却误会了，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丽达，我知道这个秘密会吓着你的。不过，我就是心里太难受，想找人谈谈心。”
谈心，我在心里暗骂道：你把这么重大的秘密告诉了我，你心里倒是轻松了，可我的心理负担却加重了。要是将来这件事泄露出来，他肯定会怀疑消息的来源是我这里。同时，我也想到怪不得他会同意伏罗希洛夫的意见，让内务部的人去处置那几个医生护士，这其中也有一些灭口的成分在内。
不过好在歼击机的加油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我和赫鲁晓夫告别后，逃也似的跟在朱可夫的身后上了飞机。当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动时，我看着站在机场跑道外的赫鲁晓夫，心脏还在嘭嘭嘭地跳个不停。
当飞机进入平稳飞行时，我站起身走到朱可夫的身边坐下，凑近他的耳边，大声地问道：“元帅同志，不知道前线出了什么事情，要让我们这么急着赶回去？”
朱可夫扭头看着我，表情严肃地说：“胡贝的部队突破了普霍夫将军的防区，冲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和来接应他们的武装党卫军第2军汇合后，撤往了利沃夫方向。”
“什么，德军突围成功了？”朱可夫所说的消息，又将我吓了一跳，此刻我已顾不得关心瓦图京究竟是怎么死的，而是紧张地问朱可夫：“我们的三个集团军不是缠住了胡贝的部队吗，为什么还让他们逃走了呢？”
“胡贝非常狡猾，”朱可夫皱着眉头回答说：“他留下了三个师的兵力，和我们追上去的部队在山区纠缠，而他却带着主力悄悄靠近第13集团军的防区，随后发起了突然袭击，一举突破了我们的防御，成功地突了出去。”
嘎斯车驶往机场的途中，我忽然想起在网上看过的一个帖子，说在朱可夫回忆录的第一版里，就专门提到过瓦图京之死。他明确地指出赫鲁晓夫对瓦图京的惨死，负有不容推卸的直接责任，虽然证据不足，但朱可夫却怀疑赫鲁晓夫是教授乌克兰名族主意极端分子之手，杀害了自己的司令员和战友瓦图京大将，这绝非是毫无根据的。
据说赫鲁晓夫读到《回忆与思考》书中，朱可夫指责他对瓦图京的惨死负有责任的文字时，顿时激动得捶胸顿足，指天发誓地声称自己绝对没有亲手和假手杀死瓦图京。最后，他通过种种关系，请求朱可夫删除对自己不利的那段话。
嘎斯车到了机场，护航的空军大队长闻讯赶来，他向朱可夫敬礼后，歉意地说：“元帅同志，很抱歉，由于不知道您会立即返回前线，所以歼击机还没有能完成燃料的补充。”
“剩下的燃料，能飞回前线吗？”朱可夫看起来很急地问大队长：“我需要立即返回方面军指挥部。”
“元帅同志，歼击机现有的燃料勉强可以飞回去。”大队长犹豫了片刻，随后说道：“这只是指我们平安无事的情况，假如在半路遇到德军的飞机，我们的歼击机就没有足够的燃料和他们展开空中搏斗。”
朱可夫听完后，面无表情地问：“现在开始加油，需要多长时间？”
大队长抬手看了看表，随即回答说：“元帅同志，只要等得到机场地勤的全力协助，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燃料的添加工作。”
“很好，带我去机场负责人那里，我会亲自向他交代这个任务。”朱可夫说完，便催着大队长带他去机场指挥部，将我和赫鲁晓夫丢在了嘎斯车旁。
我和赫鲁晓夫远远地跟在朱可夫的后面，并肩朝机场的指挥部走去时，赫鲁晓夫忽然开口问道：“丽达，我能信任你吗？”
赫鲁晓夫的话让我楞住了，我心说他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忽然问这句话呢？但看到他那真诚的目光，我还是点了点头，说道：“赫鲁晓夫同志，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是否值得信任，您应该心中有数。”
我的话说完后，赫鲁晓夫反而变得踌躇起来。从他脸上为难的表情，我心里猜到他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不过由于此事关系重大，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禁哆嗦了一下，趁他还没有说话，连忙抢先说道：“假如您觉得您想说的事情，是我不应该知道的，我也不会打听，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知道吗，丽达？”赫鲁晓夫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有些事情的真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又不能对别人说，你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吗？”
“理解理解，赫鲁晓夫同志，我完全理解。”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明白，他要对我说的将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我担心自己知道这个秘密后，没准将来会被人灭口，便连忙冲着他摆手说：“假如您觉得告诉我不合适，就千万别说。”
“没关系，丽达。”没想到我越推脱，赫鲁晓夫反而越想把心里藏着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而你是我唯一能信得过的人。”
见赫鲁晓夫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拒绝的话，就有点太矫情了，于是我点了点头，硬着头皮说：“赫鲁晓夫同志，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对我所说的话，我绝对不会让第三人知道。”
赫鲁晓夫在得到我的保证后，忽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丽达，你知道瓦图京是怎么死的吗？”
我从他的话中，猜到了瓦图京之死肯定另有内幕，但还是故作糊涂地反问道：“内务部的同志，不是说他是被几个德国特务害死的吗？”
“那只是几个替罪羊而已。”赫鲁晓夫向左右张望一下，见在我们附近十几米范围内，根本没有什么人，但为了防止隔墙有耳，他还是压低声音说道：“其实瓦图京同志是可以不用死的，如果他注射了盘尼西林，没准伤口就不会感染。但使用这种药物，需要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批准，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同意。拒绝的理由是盘尼西林不是我们国家生产的，我们也生产不出来。为我们提供这种药物的米国，为了削弱我国的力量，可能在盘尼西林中投毒，因此用这些药物来治疗我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是非常危险的？”
“不会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瓦图京因为没有使用青霉素，而导致伤口感染致死的这种说法，因此半信半疑地问赫鲁晓夫：“斯大林同志居然会不同意让瓦图京将军使用可以消炎的盘尼西林？”
“没错，”赫鲁晓夫点了点头，满脸苦涩地说：“瓦图京同志所伤的伤本来不严重，但在转移到后方的途中，他的伤口受到了感染。负责治疗瓦图京的医生认为只要使用盘尼西林，就可以完全治好他的伤。
由于我国还没有生产盘尼西林的能力，目前使用的盘尼西林都是英美两国援助的，为了稳妥起见，斯大林同志作出了一个决定，凡是要使用盘尼西林，必须经过他本人同意才行。”
听到这里，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名词“处方药”，没错，在这个时代，后世的青霉素就是一种“处方药”，没有斯大林的签字批准，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我忍不住插嘴问道：“赫鲁晓夫同志，难道医生没有将使用盘尼西林的请求上报莫斯科吗？”
“医生的请求当然上报了！”赫鲁晓夫点了点头，眼圈一红继续说道：“但斯大林同志不签字，我们只能选择等待。就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瓦图京的伤势恶化了。
医生告诉我，说如果再不使用盘尼西林消炎的话，就只能给瓦图京做截肢手术了。为此，我专门给给斯大林打去打电话，请求他允许对瓦图京使用盘尼西林，但斯大林同志对我的请求却不置可否。
瓦图京躺在手术台上，在进行截肢手术的前一刻，还亲自给斯大林打去了电话。我第一次看到瓦图京脆弱的里面，他哭泣着对着话筒说：“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您动用您掌握的一切力量救救我的命。”
但令人遗憾的是，就算瓦图京亲自提出请求，斯大林同志依旧不肯点头。最后因为伤口严重感染的瓦图京，不得不被迫进行了截肢手术。”
赫鲁晓夫的一番话，彻底把我惊呆了，这可是惊天大秘密啊。他现在信任我，才将这样的秘密告诉我，假如等到某一天，他厌烦我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个秘密，而将我直接灭口呢？
这么一想，我不禁浑身哆嗦起来。而赫鲁晓夫看到我这种反应，却误会了，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丽达，我知道这个秘密会吓着你的。不过，我就是心里太难受，想找人谈谈心。”
谈心，我在心里暗骂道：你把这么重大的秘密告诉了我，你心里倒是轻松了，可我的心理负担却加重了。要是将来这件事泄露出来，他肯定会怀疑消息的来源是我这里。同时，我也想到怪不得他会同意伏罗希洛夫的意见，让内务部的人去处置那几个医生护士，这其中也有一些灭口的成分在内。
不过好在歼击机的加油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我和赫鲁晓夫告别后，逃也似的跟在朱可夫的身后上了飞机。当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动时，我看着站在机场跑道外的赫鲁晓夫，心脏还在嘭嘭嘭地跳个不停。
当飞机进入平稳飞行时，我站起身走到朱可夫的身边坐下，凑近他的耳边，大声地问道：“元帅同志，不知道前线出了什么事情，要让我们这么急着赶回去？”
朱可夫扭头看着我，表情严肃地说：“胡贝的部队突破了普霍夫将军的防区，冲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和来接应他们的武装党卫军第2军汇合后，撤往了利沃夫方向。”
“什么，德军突围成功了？”朱可夫所说的消息，又将我吓了一跳，此刻我已顾不得关心瓦图京究竟是怎么死的，而是紧张地问朱可夫：“我们的三个集团军不是缠住了胡贝的部队吗，为什么还让他们逃走了呢？”
“胡贝非常狡猾，”朱可夫皱着眉头回答说：“他留下了三个师的兵力，和我们追上去的部队在山区纠缠，而他却带着主力悄悄靠近第13集团军的防区，随后发起了突然袭击，一举突破了我们的防御，成功地突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