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15分响起了警报；9点5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也许在南京前面，它们就改变了航向。最近，如果日机的飞行目标是浦口的北面，它们就会绕过南京。
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我顺便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那还在汉口的夫人很想到这里来，但施罗德博士不允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不是可以让她坐到”库特沃”号船上去。对于这个考虑，我及时地劝阻了他！还有，施罗德博士有点怀疑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在几个月前，克兰茨和他的夫人就已在回国的途中了。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在不久前去世的消息，施罗德博士也还不知道。在施罗德的住房里，我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打算把它带回去。12点30分，当我正想去电厂的时候，响起了警报。时间刚好够我坐汽车赶回家。在那里大家很是激动。有几个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会讲德语的人，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职员，他们说，从上海到南京之间，他们从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有的只是简单的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当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的时候，发现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原本是要剪开做绷带的口罩分给了她们。就在关门的那一刻，院子里闯进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一看见我，他们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他们坐在了防空洞中间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大家灌输一个道理，要懂得，在危急关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蓝天里，日机飞来了，非常高，高得我们几乎辨认不出来。高炮中队开火了，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呆了几分钟。在南面，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了下来，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和南面轰炸，这回肯定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的离开，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我们无法确定。
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问题。下午2点，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都躲在扬子江饭店。烧焦了午饭的厨师在骂脏话。看来，烦恼是每个人都有的。
各家报纸报道说，在上海附近，日军突破了中国的防线，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在苏州附近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10月22日
早上8点，沃尔特马德来了。今天夜里1点他才到达南京，但为了不影响我休息，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刚开始他还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不过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而已，对于开车，他们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每人车费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十分令人讨厌，因此，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作为犹太人的他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是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在平静中度过的。我和”电量计先生”在德语中，”电量计”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点2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我有一台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的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点15分解除了警报。
10月23日
又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点45分有警报，10点15分解除了警报。我们没有看到飞机的影子。
11点警报再次响起。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点警报解除。12点20分的时候，我们正要去用午餐，警报信号又响起来了。这一次，天空布满了榴霰弹云。
据高炮猛烈的火力来判断，在无法看见的远处，一定是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有3架日本轰炸机正在飞行，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交叉地飞了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不见了。看来情况挺危险的，最好还是躲进”英雄地下室”。他们针对城南和城北方向进行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有将近30枚炸弹落在了那里。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点15分，一切都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每一次都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完全平静下来。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电灯熄了，正在写信的我点亮了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进了晚餐。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那最后3瓶，不知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啤酒。现在只剩下苦味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连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那就喝茶吧，茶叶还有的是。
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我顺便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那还在汉口的夫人很想到这里来，但施罗德博士不允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不是可以让她坐到”库特沃”号船上去。对于这个考虑，我及时地劝阻了他！还有，施罗德博士有点怀疑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在几个月前，克兰茨和他的夫人就已在回国的途中了。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在不久前去世的消息，施罗德博士也还不知道。在施罗德的住房里，我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打算把它带回去。12点30分，当我正想去电厂的时候，响起了警报。时间刚好够我坐汽车赶回家。在那里大家很是激动。有几个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会讲德语的人，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职员，他们说，从上海到南京之间，他们从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有的只是简单的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当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的时候，发现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原本是要剪开做绷带的口罩分给了她们。就在关门的那一刻，院子里闯进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一看见我，他们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他们坐在了防空洞中间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大家灌输一个道理，要懂得，在危急关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蓝天里，日机飞来了，非常高，高得我们几乎辨认不出来。高炮中队开火了，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呆了几分钟。在南面，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了下来，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和南面轰炸，这回肯定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的离开，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我们无法确定。
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问题。下午2点，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都躲在扬子江饭店。烧焦了午饭的厨师在骂脏话。看来，烦恼是每个人都有的。
各家报纸报道说，在上海附近，日军突破了中国的防线，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在苏州附近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10月22日
早上8点，沃尔特马德来了。今天夜里1点他才到达南京，但为了不影响我休息，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刚开始他还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不过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而已，对于开车，他们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每人车费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十分令人讨厌，因此，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作为犹太人的他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是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在平静中度过的。我和”电量计先生”在德语中，”电量计”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点2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我有一台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的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点15分解除了警报。
10月23日
又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点45分有警报，10点15分解除了警报。我们没有看到飞机的影子。
11点警报再次响起。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点警报解除。12点20分的时候，我们正要去用午餐，警报信号又响起来了。这一次，天空布满了榴霰弹云。
据高炮猛烈的火力来判断，在无法看见的远处，一定是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有3架日本轰炸机正在飞行，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交叉地飞了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不见了。看来情况挺危险的，最好还是躲进”英雄地下室”。他们针对城南和城北方向进行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有将近30枚炸弹落在了那里。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点15分，一切都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每一次都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完全平静下来。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电灯熄了，正在写信的我点亮了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进了晚餐。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那最后3瓶，不知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啤酒。现在只剩下苦味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连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那就喝茶吧，茶叶还有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