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韩（湘琳）先生及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必须提前回去，以免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韩（湘琳）先生和我开始往回走，回家做些准备，免得炮击或轰炸使我们陷入困境。我把必要的洗漱用具放在手提箱里，把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放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然后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把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塞在皮大衣里，以备不时之需。装满了东西的我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不能离开胰岛素。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需要带点什么走呢？我再次走进所有的房间，一间一间，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弄得像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看到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放进了口袋。这下我觉得装备完了。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没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点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点点头同意了。
在我们回家前，委员会的钱柜里存有两位先生的3万元。
晚上8点，炮击异常的猛烈！南面的天空被整个映红了。防空洞的院子内挤满了难民。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哀求我们放妇女和儿童进来。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间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着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一刻不停，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集。南面已经整个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让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湘琳）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因为里面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像只猎犬一样；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安抚两句，在那儿训斥一下，大家终于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突然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来了。”克里杉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天哪，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山路遍地都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和他已经约好了，让他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着。我有48小时没合眼了，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院子里，在露天，在石子路上！都已经睡着了。
晚上9点，龙先生悄悄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10点撤退。后来我听说，其实，唐将军在晚上8点就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已经乘船到浦口去了。龙先生告诉我，他和周先生是奉命留下来照顾伤员的。他诚恳地请求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就是用于此目的的。我高兴地接受了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12月13日
大清早，空袭再次把我惊醒时，我感到非常失望。炸弹又一次像冰雹般地落了下来。昨天晚上，日军只攻占了几座城门，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雷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知道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逃走了，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于是我们迅速找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都是抛弃的武器装备。一堆不成形的东西摆放在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会有因为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要过两天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才能到达。因为日军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的，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军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放下武器，但当看到不远处日军已经逼近时，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的另外两名委员会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要求他们把武器放下。这个时候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就是不知从哪儿射来的。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是一名拿着一枝卡宾枪的中国军官骑在马上在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
在我们回家前，委员会的钱柜里存有两位先生的3万元。
晚上8点，炮击异常的猛烈！南面的天空被整个映红了。防空洞的院子内挤满了难民。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哀求我们放妇女和儿童进来。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间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着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一刻不停，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集。南面已经整个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让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湘琳）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因为里面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像只猎犬一样；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安抚两句，在那儿训斥一下，大家终于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突然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来了。”克里杉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天哪，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山路遍地都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和他已经约好了，让他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着。我有48小时没合眼了，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院子里，在露天，在石子路上！都已经睡着了。
晚上9点，龙先生悄悄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10点撤退。后来我听说，其实，唐将军在晚上8点就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已经乘船到浦口去了。龙先生告诉我，他和周先生是奉命留下来照顾伤员的。他诚恳地请求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就是用于此目的的。我高兴地接受了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12月13日
大清早，空袭再次把我惊醒时，我感到非常失望。炸弹又一次像冰雹般地落了下来。昨天晚上，日军只攻占了几座城门，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雷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知道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逃走了，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于是我们迅速找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都是抛弃的武器装备。一堆不成形的东西摆放在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会有因为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要过两天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才能到达。因为日军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的，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军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放下武器，但当看到不远处日军已经逼近时，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的另外两名委员会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要求他们把武器放下。这个时候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就是不知从哪儿射来的。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是一名拿着一枝卡宾枪的中国军官骑在马上在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
